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论商标法中的“恶意”

商标法领域少有对商标侵权和争议所要求的主观状态进行讨论,同时又难以照搬民法的现有原理,这不仅造成对《商标法》各条款规定的“恶意”如何理解认识模糊,而且容易导致司法实践无所依托.将商标法领域涉及的主观状态分为“不知”、“仅明知”、“搭便车”、“恶意抢注”四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梳理了《商标法》中各相关条款涉及到的主观状态,希望为司法提供一些有用线索.     

合同纠纷诉讼中的反诉与抗辩问题探析——以民事程序选择权保护为视角

在民事诉讼中,被告往往会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从程序和实体等方面提出抗辩意见以否定原告的主张或提出减轻、免除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或对原告提出反请求从而形成反诉。在实务处理中,由于法律对反诉和抗辩并没有作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从而导致有的法官混淆了抗辩与反诉应有的界线,有的将应作为抗辩对待的问题作为反诉处理,或者将应作为反诉合并审理的问题而分开审理,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影响了程序公正和审判效率,这种情况在合同纠纷案件中较为常见本文仅从狭义的角度对合同中涉及实体部分的抗辩和反诉问题,从民事程序选择权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以期对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审理物业费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析——以南通崇川法院速裁庭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物业费纠纷在当前社区治理中逐渐成为一大问题。物业费案件在司法审理中,程序上主要存在着速裁难的问题,原因包括三方面,即诉前调解前置无形中延长了审限、送达难直接导致速裁难、法官不敢缩短答辩、举证期限;实体上针对物业费请求权的抗辩纷繁复杂,要理清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民事诉权滥用界说

在我国,学界在诉权滥用的概念界定上存在很多分歧,例如,界定诉权滥用是否依据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中是否包括过失、诉权滥用是否包括诉讼权利滥用,以及诉权滥用与恶意诉讼是否为同一概念等。这些分歧不仅带来理论上的困惑,更无法用于指引实践,以厘清合理诉讼与不正当诉讼之间的界限。因此,要研究如何应对诉权滥用,首先应当澄清概念分歧。     

汤维建：诚信原则入民诉法彰显时代色彩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审时度势，明确无误地向世人昭示了诉讼诚信原则。在诸多的条款中对诚信原则的落实作出了具体化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其一，禁止恶意诉讼。据此，当事人相互之间如果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且还要视其情节之轻重，为其课加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票据行为实质要件之否定

长期以来,票据法理论除强调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外,还把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作为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但是,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若具有实质要件意义,则与票据行为的要式性、文义性、无因性、独立性等特征相矛盾,也与促进票据流通的票据法理念相冲突。从票据法及票据行为的个性考虑,票据能力欠缺和意思表示瑕疵仅能作为一种抗辩事实,而不能以此否定票据行为的效力,即票据行为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实质要件。     

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及其适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商标的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但是由于我国的商业诚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以下简称恶意抢注)愈演愈烈。《商标法》对恶意抢注的规范分散在该法不同章节,难以给人以整体的印象,也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     

从刑法谦抑性角度浅析轻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入罪标准

《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这一合同违约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被质疑是将刑罚权过分扩张至了民事、行政领域，但近年来暴力、群体性讨薪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在刑事诉讼中把握轻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入罪标准，保证刑事法律和民事、行政法律各司其职，成为检察实务中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刚颁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考借鉴学术理论成果，结合检察机关办案实际，对几类典型轻微欠薪案件的入罪标准展开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与投保欺诈之争

不可抗辩条款是否适用于投保欺诈,在理论上是一直有争论的问题,在司法审判中也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本文试图在分析不可抗辩条款的演变和理论基础之上,借鉴国外立法例,探寻在投保欺诈情形下立法是否应该赋予保险人寻找救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