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约金的性质——以《合同法》第114条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约定违约金的性质得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对违约金的性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或者明确违约金的性质。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应当通过补充性解释来确定违约金的性质。以上方法依次用尽,仍不能确定约定违约金的性质的,应当认定约定违约金的性质是赔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合同法》第114条第3款是赔偿性违约金,不是惩罚性违约金。《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得出的损害赔偿额是赔偿性违约金。     

论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的一般适用

侵权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严格限定在产品责任情形,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的问题。根据威慑理论、故意侵权、民刑互动理论以及社会良性发展的现实需求,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应当扩张为一般适用。在符合传统补偿性赔偿的一般构成要件前提下,惩罚性赔偿还有另外两项特殊要件,即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加重要件以及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上的减轻要件。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功效,侵权法中应当建立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并明确其构成要件,以增强该制度的实践操作性。     

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如何才能经受宪法拷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然而该程序也面临一些合宪性质疑,如未给被追诉人定罪即不加区分地没收其涉案财产,有侵犯其宪法上财产权的嫌疑。"独立的对物诉讼说"不足以回应没收合法涉案财产所面临的违宪质疑。为了化解这方面的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立法解释对惩罚性没收和非惩罚性没收采取不同的证据规则。     

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原则的适用

环境侵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民事侵权行为的特殊侵权行为,但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损害赔偿的承担上,遵循的仍是传统民法的同质赔偿原则,这导致了对受害人救济的严重不足,有失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也导致了对加害人的制裁不力等弊端,不利于环境保护。它的局限性,使得惩罚性赔偿原则引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领域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可以更好地实现民事责任的救济、制裁、预防功能,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国内外大事记

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8月10日★国内1.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通过4月24日,该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部法律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如第三方平台要对网购食品负责、惩罚性赔偿最低赔1000元(假如消费者买了一瓶价格为3元的饮料,如果该饮料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除了退还买饮料的3元钱外,还能获得1000元赔偿),等等。     

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长期以来所遵循的是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简称<收容遣送办法>).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上,<收容遣送办法>是一种救济制度,是对涌入城市的无业人员和灾民进行收容救济的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措施.但随着时间推移,收容遣送制度逐渐异化,沦为一项威胁人权的带有惩罚性的强制措施,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按照法制的要求进行改革,2003年3月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成为解决流浪乞讨问题的导火线.     

日本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理念与制度

专利侵权救济的实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算定的司法判断。日本在此问题上,通过修法后近二十年的发展,从实体到程序形成了较为妥当的制度架构,并在鼓励创新与抑制侵权方面提供了科学性的评价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从理念上突破了传统侵权行为法以"损害填补"为唯一功能的桎梏,通过损害赔偿制度探寻最佳抑制将来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包括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所获利益、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在内各种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统一服务于抑制侵权行为的制度目的。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实务观察和规制完善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至今,各地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不断探索提起惩罚性赔偿,取得较好效果。以C直辖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为样本,分析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制沿革和必要性,发现目前还存在法律规定不够完善、证据准备面临难题、计算方法存在不足、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立足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可以从完善立法规定、强化证据准备、细化计算标准、构建管理制度、规范赔偿使用等方面进行改进。     

浅议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可否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我国尚无明确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国际社会对此也持谨慎态度。美国相关案例对此做出了肯定性判决,这对国际商事仲裁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从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的法律适用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深入分析惩罚性赔偿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使用所遭遇的障碍及其可能的解决途径．对于完善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背景下的我国仲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