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在光伏产品贸易争端中的角力

2013年6月4日,欧盟委员会不顾18个成员国的反对,宣布自6月6日起开始向中国光伏电池和关键部件征收11．8％的临时惩罚性关税。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9月发起的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调查自此进入初裁阶段。中欧双方在光伏产品贸易的摩擦也进入全新角力阶段。     

惩罚性赔偿的经济法属性探析

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与现有的法律制度存在冲突而饱受争议,这些冲突的存在表明我们还未能把握该制度的根本性质,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冲突产生的原因。从公私法划分、民法基本理论以及法律部门归属的三个方面予以分析,探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根本属性,通过与民法制度的层层剥离,发现惩罚性赔偿与经济法存在着天然的契合,具有经济法的属性,并最终得出结论:惩罚性赔偿应当归属于经济法范畴。     

浅析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普遍表现为,侵权成本和维权成本差距悬殊,侵权收益和维权补偿不成正比,而且权利人与侵权人的拉锯战很可能导致丧失市场影响力和发展时机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为解决此情况,是否在知识产权领域持续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而今健全已是大势所趋。本文在简要了解惩罚性赔偿的基础上,以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为出发点,探索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具体措施。     

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足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重,食品安全自古以来便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愈来愈严重,许多生产者销售者为了获取暴利不惜损害消费者的健康,生产销售劣质食品,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同时15年4月24日通过了新《食品安全法》,在生活生产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是对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问题进行介绍,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于食品安全重视。     

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

我国已建立以《民法典》为基本条款指引、《惩罚性赔偿解释》为具体操作规则的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量定是确保该制度惩罚、威慑功能发挥的极具技术性的基础问题。在赔偿基数的确定上,应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为主,但在侵权人因违法行为所获利益高于前者时,可以以侵权人所获利益为赔偿基数。在赔偿倍数的认定上,应当运用动态系统论,依据惩罚性要素和限制性要素构建动态体系化的评价框架,以减少惩罚性赔偿数额量定的随意性。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惩罚性赔偿制度已在立法实践层面达成基本共识,但其理论发展仍然面临深刻的解释困境;一方面与传统民法的同质补偿、损害填补原则相冲突;另一方面,制度实施中一直遭受私人执法的误读,存在着正当性质疑。惩罚性赔偿因袭英美法实用主义的演化路径,难以在公私法划分的法律理论中获得完整、自洽的解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不应当囿于狭隘的部门法划分,必须深入至社会实践层面考察,并循此规律进行制度设计和立法扩展。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产业转型背景下自主的制度选择,然而该制度最终能否在我国实现社会福利最优的实施效果,有赖于决策者基于我国产业现阶段累积创新发展的特征与需求,设立抑制专利投机的惩罚性赔偿金分割制度、审慎划定故意侵权边界、明晰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的合理因素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该制度的实施成本,使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我国产业战略利益相适应。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视角看惩罚性赔偿制度

1994年10月1日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首次以特别法的形式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这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产生,体现了国家对损害赔偿这种纯粹的私法关系的干预.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是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社会作用的关键.综合考量惩罚性赔偿的功用、合理设置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可大大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日本核损害赔偿制度及其与我国的比较

日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原子能立法体系,因此才能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较为从容地应对核损害赔偿问题.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也开始发展和利用核能,与快速发展的核能事业不相符的是,我国关于核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仍然处于缺失状态,如何对可能发生的核事故进行及时、有效的赔偿是未来我国核能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比较研究外国立法的基础之上来修正我国的立法.     

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实证分析——兼评《食品安全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127条

我国《食品安全法》修改在即。笔者通过对各地各级法院作出的约100份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的判决书进行分析,对实践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情况进行总结。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乱象源自理论的模糊混淆。本文认为,现行《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侵权责任领域而非合同领域,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以实际损害作为构成要件。建议新的《食品安全法》增设适用于合同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区分设置赔偿金额计算基准,适度提高惩罚性赔偿金额,将诉讼的矛头更多指向作为毒害食品之源的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