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成员权:中国特色的民事权利制度创新

农民集体成员权是中国特色的民事权利制度创新的典范.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能够实现既能坚持和实现农民集体所有权,又能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双重目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坚持和完善农民集体成员权具有其独特制度价值.我国的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已经初成体系,但是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应该沿循着立法论和解释论两种路径共同完善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的颁布为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的立法完善提供了更为坚强的政策支撑.     

为“社会主义哲学”奠基:超越旧形而上学的新世界观——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费尔巴哈论》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因其文字通俗、简洁易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具有明确应用意识的哲学理解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何谓哲学"所作的"科学"理解,铭刻了纵深的思想史印记。重温《费尔巴哈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应用仍将具有持续的启发意义。     

和谐社会的现象学

现象学提供了一种雅俗共赏、人皆可得、把握事物与自我、内在与外在、事实与本质、真理与价值的理论方法。这在我们当前研究社主义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问题中也是可参照借鉴的理论资源。现象学的相互主体性理论立足于其认识论和价值观意义上的主体间平等观念的确立，而人格平等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金观念与金规则。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揭示出理论化、科学化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潜意识形式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分裂是社会危机之根源，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同样要解决这两种社会意识之间的分裂问题。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     

从人性论视角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人的道德问题方面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旨在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梳理了人性论的主要思想内涵,分析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最后提出人性善恶论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指导方针。     

自由与意愿：道德行为的前提

行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为意愿是一个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通常来说,行为主体的意志自由,就是意志摆脱经验领域的外力,进行自我立法、自我主宰。意志自由外在体现就是行为意愿,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为。出于意愿的行为不是出于偶性,而是行为主体自主地运用自己的意志慎重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意志自由是行为意愿的内在理由,而行为主体的意愿是为自身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的逻辑依据。     

理论与实务完美结合的合同法研究成果 刘贵祥著《合同效力研究》述评

合同效力问题是合同法的核心问题。实践中,绝大多数合同纠纷裁判尺度的差异就体现在对合同效力的认识差异上。可以说,一旦联系到丰富的个案,尤其是边缘性案例,很多关于合同效力的理论都失去了其解释力。刘贵祥同志在《合同效力研究》一书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致力于探讨合同效力中较为常见、极具理论难度因而也是极富理论挑战性的问题,需要有相当的学术勇气和理论品味,体现了其对民商事审判的一种关怀和担当,弥足珍贵,应值得充分肯定。     

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

当前,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应该融入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融入,是否又有不同于他国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刑罚制度中予以体现?本期策划组织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刑罚轻缓化的提倡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与中共七大的召开

<正>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闻名于世。"团结"是指七大在党内营造了和睦亲爱的氛围,凝聚党心,统一意志,形成群情振奋、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胜利"是说七大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在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七大的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是中共七大的主要筹备者和主持人,     

双重互动与南亚安全秩序构建

秩序是指客观现状与主导国意志一致的状态。目前南亚并不存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安全秩序,就其现状而言,在体系层面呈现出"失衡性"和"交织性"特征,这是构建南亚安全秩序的起点。失衡性决定了印度在传统安全上是南亚主导国的逻辑,而交织性则意味着主导国意志存在被影响的空间,这种状况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目前,印度在构建安全秩序方面的价值取向尚不能通过其官方文件来解读,但很大程度上可通过其与一些关键国家在南亚的战略互动进行解读。在南亚地区,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使中印在传统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则使"发展导向"成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流思维。第一种互动主要是竞争框架下的中印地缘互动模式;第二种互动主要是合作框架下的"中—印—南亚邻国"互动模式。未来,这两种战略互动模式的发展方向,将折射出南亚主导国的意志选择,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南亚安全秩序转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