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讨——新刑事诉讼法与检察工作

【编者按】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做了第二次重大修订。如何准确理解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精神和相关内容,明晰检察工作面临的新要求和挑战并积极应     

控权抑或效率：法国有组织犯罪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经验与启示

有组织犯罪历来是世界各国预防和打击的重要犯罪领域，而如何实现“控权”与“效率”价值平衡是有组织犯罪刑事程序规则问题研究的重点。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国围绕“控权”与“效率”问题，通过采用专门立法模式制定了有组织犯罪刑事特别程序适用规则，如案件管辖及冲突化解规则、涉罪财物保全与处置规则以及特殊侦查措施适用规则等，其规则体系的预防性立法特色明显、一体化程度高，但也存在程序易被泛化适用、恢复性司法重视不够等问题，其立法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未来我国应以“控权—效率”为主线，在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兼顾司法效率的总体思路上逐步完善有组织犯罪刑事程序规则体系。     

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以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为中心

自2013年中央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和税收法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税收领域主要采用的“一税一法”的平移立法模式，仍然存在税制过于简单、重点领域税制改革和立法任务仍未完成、各单行税法之间缺乏有机统筹和关联等问题。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的法律保留，仅是税收法治的一项要求。作为一项形式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服务于税收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应依税收法治的实质价值追求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税收执法实践。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以“良法善治”为根本要求，以更深层次的机制满足税收法治的价值追求和原则要求，实现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     

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 ——“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

传统的明代“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应当修正。明代建立的新法律体系是按照“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框架构建的，应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律例法律体系”说忽视了《明会典》系“大经大法”和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令》等十一种法律并非刑事法律这一基本史实，因而失之偏颇。明初在变革传统律令法律体系时，把单行“令”的称谓变换为“事例”，二者名异而实同；《大明令》不仅在明开国后百余年间被奉为必须遵行的成法，即使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融《大明令》入典后，其有效条款仍在行用；明人以诏令颁布国家重大事项、把“制例”称为“著为令”的传统，直至明末未变，所谓“明代无令”说不能成立。     

成文法：中国租界法制的一个共性

中国租界法制是一种由相关国家在中国的租界自己制定或认可，并在本租界实施的近代区域法制。当时的中国租界分别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斯拉夫法系三个法系国家所建立，它们的法制有一个共性，即成文法，而非判例法。它们的立法主体、法律渊源、法律体例与法条等都与成文法高度吻合，而与判例法体系相差甚远。形成这一共性的成因主要是：中国租界的成文法是成文化的不平等条约的延伸与具体化、中国租界的成文法符合中国的法制传统、英美法系国家建立的中国租界传承了其本国制定成文法的做法，以及上海租界的成文法被中国其他租界仿效等。中国租界成文法具有重要启示，即它的制定与修订都是为了解决租界存在的问题，这也是租界法制发展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用典的理论维度和政治艺术

用典,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善于用典是无产阶级领袖政治艺术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演讲和文章中,对于古今中外的典故,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诠释精彩独到,寓意深刻隽永,展现了他精湛的用典艺术、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艺术。习近平用典涉猎范围宽广,形式丰富,并具有多视角和多维度的特点。他善用传统经典演绎治国方略,善用红色经典传承革命基因,善用中外经典诠释中国故事,善用自己的人生故事启迪后俊。因此,学习感悟习近平的用典艺术,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政治水平、文化涵养和沟通表达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引入为视角

当前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逐渐暴露出不足，需要进行变革重构加以完善，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引入或许可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重构提供新思路、新方向。具体可以考虑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客观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我国学界对行政行为理论研究已较为成熟，构建“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重点在于引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强化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客观行为理论与主观权利理论二者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主客观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为我国制定行政法典夯实理论基础。     

论中华法系的社会成因和发展轨迹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国学习西方法治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法治道路上摸索前进,在这一进程中,法律传承已成为与法律移植并重的重要面向。接续传统以更好地走向未来,则逐渐得到了更多认同。为此,本刊特约请武树臣教授和徐爱国教授撰稿剖析中华法系的成因与发展历程,解读现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渊源,并汇集青年学者关于传统法律研究的最新成果组成专题,以期推动对一百年来法治探索和几千年传统法律文明的讨论。     

公安机关队伍管理范式变革研究——以上海市公安局为例

变革公安队伍管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公安机关提升队伍管理工作效能的恒新主题。公安机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年代“军事化”管理的经验探索到改革开放时期一系列队伍建设方针政策的提出，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在探索队伍管理模式升级的过程中，创新性地将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最前沿的数字技术手段引入公安队伍管理工作，实现价值范式、方法范式、理论范式的更新，全面提升公安队伍管理规范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