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书内容有争议 公证机构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

《公证法》第40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公证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当事人依据《公证法》对公证书内容有争议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公证机构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司法实务中分歧较大。     

我国公诉案件证据移送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所谓公诉案件证据移送制度 ,是指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 ,将公诉案件证据移送法院审查的制度。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证据范围的大小 ,关系到法官是否“先入为主” ,关系到被告人辩护权能否真正落实 ,对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避免法官“先入为主” ,保障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缩小了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证据的范围 ,将原来的全案证据移送改为主要证据移送。但是 ,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 ,我国新刑诉法所确立的主要证据移送制度还存在程序不公的现象 ,有待进一步完善。一、国外公诉案件证…     

蒲松龄的“免费”茶摊

在中国,《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书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出生在山东淄川县(今临清县)。他生在清代百废待兴而又日渐鼎盛的康熙年间。听故事和讲故事是他的特长。蒲松龄长大后成了一名教书先生。随着阅历的增加,“搜奇索异”借古喻今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心上。为了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构想

设立宪法法院负责宪法监督工作是一种最切合实际的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方案。除在中央设立宪法法院外,可在地方设立巡回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为保证宪法法院有效行使其宪法监督职能,必须赋予其事前审查权、宪法解释权等职权。宪法监督程序须由相应的主体提起。     

对恶意诉讼的立法建议

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诉讼或行为人有诉权而滥用这种诉权恶意提起诉讼，以追求达到该诉讼程序以内或以外的非法目的的一种陧权行为。     

对诉讼证明的理论基础及证明责任概念的再思考

随着诉讼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证据法学也成为诉讼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一时之间，关于证据法学的理论专著及相关教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学术观点各擅胜场。在诸多争议焦点中有两个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诉讼证明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证明责任的概念范畴。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两个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师长同仁。     

论香港的公司诉讼机制

通过对诉讼主体、诉讼代表、陪审团及法院这几方在公司诉讼中的相互关系的考察，旨在透视香港公司诉讼的内在机制。     

民间公益诉讼踯躅前行

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在向许多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唤醒了社会有识之士的法律意识。“民告官”现象的增多，也预示着中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我国法院调解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之比较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特色之一,在国外一度被誉为“东方经验”,而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程序制度,我们会发现广泛存在的是与此类似的诉讼上和解制度。两种制度称谓不同,出发点不同,程序构造亦有差异,哪一种制度设计更为合理?两种制度关系如何?以诉讼上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是否是改革之根本举措?本文将通过比较两种制度以期获得理性认识,为我国法院调解的改革出路提供一些建议。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的合理因素 ,可以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等待被告人有答辩提供借鉴。应当更新诉讼理念 ,将认罪答辩视为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刑事程序运作方式的一种选择 ,建立激励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的机制 ,对此类案件可简化诉讼程序 ,同时应建立对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明智性的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