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的调研与思考——以河南登封法院为例

破解执行难,对于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和树立法治权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十二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河南登封人民法院为破解执行难,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推出五化执行工作机制,取得显著成效,使法院执行工作质效有明显提升。     

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知识产权判决之公共政策例外的特殊性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2019年7月通过的海牙判决公约的历次草案以及各跨境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示范性规则等一系列法律文本及有关案例的研究,发现在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知识产权判决的过程中,对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考量因素具有特殊性。在人权保护层面,需要考虑与个人数据权利的冲突;地域性也可能构成援引公共政策例外的情形,表现于对判决的法律审查在特定情形下不可避免,需要审查是否适用权利保护地法,但若外国判决中的知识产权在被请求国没有规定或规定不一致,不构成援引公共政策例外的理由;在国内利益方面,还需要考虑公共健康和公共道德等因素。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创新探索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禁令机制

国内首例专利权诉前禁令、首例网游纠纷诉中禁令、首例游戏直播诉中禁令——近年来,在“子弹口红案”“魔兽世界案”“王者荣耀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禁令的适用,加强司法救济的及时性,避免权利人“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听民声 汇民意 促司法——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工作综述

建议、提案,汇聚的是民声,反映的是民意。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355件,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173件。这其中,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审判执行工作、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打造“两个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方面最受代表委员关注。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适用

2010年4月,经申请人顾某申请,山东省青岛市A区人民法院执行查封被执行人邢某名下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某小区的6套商业用房。2010年5月,江苏省南通市某置业公司起诉邢某、潍坊某置业公司,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     

体育仲裁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于2月28日发布新闻通稿,宣布了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一案的仲裁结果:禁赛8年,即日生效。此事引起了网络热议的同时,人们也不禁对有着体育界最高法院之称的CAS充满了好奇:CAS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权力?对于仲裁结果,运动员只能全盘接受吗?是否还有上诉或权利救济的途径?很多专家表示并呼吁,虽然我国早已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但我们的体育仲裁制度和机构仍然处在探索和筹建之中.     

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执行制度。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