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骚扰的成因与扩张

性骚扰问题早已脱离了国界的限制,成为全球共同打击的侵权行为。性骚扰产生的原因,以及又将呈现何种扩张趋势,我们需要关注。从自然生物理论、组织结构理论、社会文化结构理论、道德沦丧理论和经济分析理论五个层面展开分析,可阐释性骚扰产生的成因;从性骚扰在地点、对象和方式的扩张三个层面分析性骚扰的扩张趋势,可知性骚扰问题发展的严重程度。可见,对性骚扰问题的规制是必要而紧迫的。     

试论共谋共同正犯的规范限缩

共谋共同正犯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共谋行为具有实行行为等价性。一些适用共谋共同正犯处理的问题可以通过间接正犯、帮助犯以及教唆犯等理论加以解决,而无需引入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为了避免共谋共同正犯概念陷入滥用的风险,应从共谋的射程、行为的结构以及实质正犯论的角度限定其适用范围。共谋而未实行者只有在"自己的犯罪"意志支配下参与谋划整个犯罪过程、部分共谋者实施了实行行为且各个共谋者之间形成相互利用、地位对等的关系时才成立共谋共同正犯。此外,共谋而未实行者虽未参与整个犯罪流程但却对实行担当者起到支配作用时,也成立共谋共同正犯。     

论涉黑犯罪中“共谋型”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

仅参与共谋而并没有实际参与犯罪实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者、领导者究竟属于何种共犯类型,主要存在间接正犯说和共谋共同正犯说两种对立观点。由于犯罪实施者仍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与间接正犯在支配程度上存在质的差异,故间接正犯说不尽合理。但鉴于组织的层级结构对成员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应认为组织者、领导者属于支配型共谋共同正犯。组织者、领导者通常对犯罪的实施有直接故意,不要求共犯间当面进行谋议。如果事前双方并未谋议,组织成员为维护组织利益所实施的犯罪,则在主观方面属于间接故意,原则上也应承担刑事责任。客观上,可以修正地认为组织者、领导者通过对实行犯的支配,无须亲手实施实行行为亦可肯定正犯的成立。     

加强产融集团监管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近年来,我国垄断性的企业集团特别是那些控制着金融机构的企业集团(以下简称产融集团),既控制着实业,又控制着金融机构,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更加突出。产融集团与一般的企业集团相比,无序扩张的危害性体现在:一是从其控制的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获取扩张的融资支持,规避了监管。产融集团干预金融机构的决策,在信贷期限与利率、借款和投资条件等多方面给予集团及成员企业融资便利,甚至直接占用金融机构资金,让金融机构“补贴”集团及成员企业,金融机构成为产融集团扩张的重要融资平台。     

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解释:一种心理—观念史的路径——评艾伯特·奥·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

正艾伯特·奥·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发展战略》(1958)、《呼吁、退出与忠诚》(1970)、《不拘一格: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及其他》(1981)、《改变内涵:私人利益与社会活动》(1982)等。《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是其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一部著作,初版于1976年,再版于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论正犯与主犯的功能分离:比较的维度与中国的立场

大陆法系国家中有关共犯的立法体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单一正犯体系与二元区分体系。二元区分体系之下必须要回答正犯与共犯如何区分的问题。由于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采取二元区分体制的国家在立法上明确区分正犯与共犯,且教唆犯、从犯(帮助犯)的处罚不能高于正犯,在这一背景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愈趋实质化。我国当下的共犯立法在应然层面上不能采取单一正犯体系,应该采正犯与主犯的分离式阶层判断体系。正犯的功能在于不法的连带性,主犯的功能在于刑罚的调节性。基于此一立场,间接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等概念均不应存在。我国立法之下的正犯应该形式化地予以理解。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

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