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过失犯罪研究——以一起失火案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共同过失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共同过失行为却运用了共同犯罪中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处罚原则予以判决。故迫切需要对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研究,以期为司法实务提供理论基础。     

关于认定货运代理人的思考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代理理论的不同,尤其是没有统一适用的具有强制性的国际条约,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最令货运代理和司法实务者头疼的法律问题就是区分代理人和承运人资格问题。虽然我们可以从是否签发运输单据、实际参与运输、收入取得方式、交易过程等方面予以具体区分。但货运代理人的角色要依特定案例的事实来认定,一个案例情况的细微变化均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货运代理人究竟是作为代理人还是承运人,应视具体场合而定。为了避免此种尴尬局面,我国应在继续适用代理规定的基础上,规定承揽运送人制度。     

善意认定的属性及反推技术

善意是对虚假信息传递途径的不知情,它必然与行为相关联,与恶意存在非此即彼的互异关系。善意的判断与过失的判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基于利益衡量,行为人的重大过失妨碍其善意的成立。由于善意认定方法的综合判断属性及对客观事实的适度超越性、认定结论的弹性化、非验证性以及很难直接以反证推翻的特征,决定了善意认定的法律判断属性。在具体认定过程中,反推技术是一种便捷且有效的方法。     

美国对受控承运人的运价限制及豁免

运价限制及豁免是美国受控承运人制度的基石,《美国航运法》通过设定严格的运价延迟生效限制制度,对受控承运人进行严厉的法律监管。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受控承运人制度中运价限制及豁免的相关法律规定,指出了目前我国国有航运公司在未改变受控承运人身份情况下,所享受的不是永久性豁免,并继而对受控承运人制度进行了评价和展望。     

过错责任视角下公司法过失解构

“过错”与“过失”作为两个基本法律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并非尽然相同,但因受传统思维与习惯用法等影响,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关于“过失”的规定存在不足,与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与不协调.因此,借鉴国内外立法规定与学理研究,从过错责任视角对“过错”与“过失”两个法律概念进行正本清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公司法三处“过失”规定的修改建议.     

民事侵权中过错之过失形态判断

一般侵权责任以过错为归责原则,过错形态分为故意和过失,实践中对于故意的过错,因行为的显现,往往易于把握。而行为人之过错表现为过失时,行为人的主观活动状态,不显于外部,难于判断。本文就过失形态这一侵权责任法中最常见的过错形态之判断发表自己的观点。     

试分析《鹿特丹规则》中承运人责任的变动对我国海运行业的消极影响

众所周之,《鹿特丹规则》的通过和开放签署将对世界航运和贸易带来重大的影响.作为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一次新尝试,《鹿特丹规则》相较于其他公约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承运人的义务.由于我国是新兴的航海大国,可想而知公约对我国海运业的影响是多么巨大.本文通过对《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责任体系的变动来说明公约对我国海运业的影响,以及针时这些影响我国海运行业应该如何应对.     

乘客在车上被打 承运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编辑同志:前不久,董某乘坐一家客运公司的客车外出办事,途中董某因琐事与杨某发生纠纷,董某要求司机林某停车让自己下车,但林某不予理睬未停车,依然继续行驶,以致董某被杨某追打致伤。在打架过程中,司机林某仍未停车进行劝告和阻拦,也没有报警。后经医院诊断,董某的伤情为鼻骨骨折、软组织损伤。董某要求客运公司承担医疗费、     

常识、常理、常情与罪过认定——兼论酒后驾车连续撞人案的罪过定性

在以往的刑法理论对罪过问题仍然停留于抽象的概念界定之下,司法实践中到底如何认定罪过将带来罪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借助实际案例,文章分析了常识、常理、常情在界分有无罪过和何种罪过中的重要作用.以前述分析为基础,文章论证了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进行罪过认定的合理根据,并对之作了提升,即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进行罪过认定是倡导“常识、常理、常情标准”,而此标准又是“一般人标准”的具体和贯彻.     

从立法矛盾和现实困惑谈我国过失共同犯罪之构建

过失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以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科技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迅速走向精细化,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在许多相互依赖程度高的工作中,由于从业人员的过失而造成的损害也构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威胁。本文综合我国现状和外国实践,剖析了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条件,认为确立过失共同犯罪是我国刑法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