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放管服”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的"放管服"改革在优化组织结构方面,强调合理分权;在完善运行机制方面,强调顺畅运权;在创新行政方式方面,强调高效用权;力求放权与治权相结合。     

加强安全性评估 合理编制国土空间规划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而安全性则是国土空间新格局的基础。《建议》对“安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首次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并数十次重复,强调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其中众多方面都涉及国土空间安全。为此,建议:高度重视和加强安全性评估,合理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努力构筑国土空间新格局。     

把握世界大势 提高开放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体会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他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必须把握好世界     

雅各布斯的客观归责理论研究

客观归责理论虽然是国内学界讨论得颇为热烈的刑法学理论问题,但对该理论的引介与讨论皆以罗克辛的体系为主,对客观归责理论的另一位巨匠雅各布斯的体系则言之甚少而且存在不少误解.本文在对罗克辛的客观归责体系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引介雅各布斯的客观归责理论体系.前者为哲学叙事,后者为社会学叙事.雅氏理论以卢曼的法社会学为理论基础,通过规范性期待与结果犯的规制形式这两个核心概念,发展出了结构精致的六步骤判断规则体系,在阶层式递进的分析框架中充分地论证了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合理性,不仅为刑事归责问题奠定了客观主义的坚实基础,而且还展现出刑法教义学对科学性、精确性的追求.这一体系不仅实现了客观归责理论的社会学转型,更彻底地实现了该理论的实质化,影响了传统的犯罪论构造体系与刑法解释论等刑法学中的重要问题.     

股东优先购买权“穿透效力”的适用与限制

在法定优先购买权之外,股东可以通过特别约定的方式将"人合"的形式与范围予以相应扩大,此时穿透于法定优先购买权而适用于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变动的优先购买权就成为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特别约定,由此成就了股东与股东之间在法定优先购买权之外的穿透效力。此种法定优先购买权之外的权利的穿透乃为"私法自治"与"意思表示"的反映,是公司设立之初或设立过程中各方对自身利益的计算已经达成的妥协,从而获得了利益的平衡。因此,当股东之间存在这种对于股权优先购买权穿透适用的明确安排时,不能断然否定当事人之间规则的效力。同理,当股东之间在公司设立初始并未通过契约或公司章程对法定优先购买权以外的优先购买权进行特别约定或者限定时,我们的司法机关不应简单地援引股东可享有的法定优先购买权,以"合法形式规避非法目的"的理由轻易否定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交易结构的安排与设计。     

间接证据案件证明标准辨析

在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司法裁判的一个难题,而依据间接证据定罪的证明标准是这一难题的核心。间接证据定罪的“唯一性标准”具有合理性和实用价值,但是司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这个证明标准时要防止出现过严的偏差。认定结论的唯一性属于主观意义上的证明标准,不应理解为客观意义上的绝对真实。认定结论的唯一性应体现为证据组合的完整性和证据审查的系统性。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难的应然出路——从列举式推定到推定规则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对所运输、持有的物品为毒品较为困难。为解决认定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困难,司法实践中引入了推定方法。然而,由于推定方法自身的缺陷以及毒品犯罪嫌疑人的特殊性,导致在毒品犯罪中适用犯意推定方法可能伤及无辜,因而需要对推定方法的适用进行合理的规范,合理限制其适用方法和条件,从而达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的论断及启示

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的科学论断,既包括了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又包括了效率与和谐、原则与方法的统一。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核心是尊重人依靠人,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为了使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发挥最便利最合理的作用,我们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时,既要正确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又要加强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民主集中制教育,更要推进民主与集中相互制衡及运行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防止民主集中制变质。     

研判刑事证据法实践脉动的新样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中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79号),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80号)和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聚焦解析被告人“零口供”案件、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合理怀疑的理解和适用等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刑事证据问题,指导检察官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全面、客观地收集间接证据,运用间接证据构建科学、合理的证明体系;准确界定合理怀疑,明确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的一元化,即证据确实、充分,并在界定合理怀疑内涵时去个人化,以提升指控质效。3个案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有助于破除口供依赖痼疾、践行证据裁判理念,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