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必然要求,是党的二十大对中国经济进行战略部署的基本指导原则。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提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基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提出实现中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就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政策建议。     

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为深化司法领域改革的重要课题。调解与传统的诉讼、仲裁制度相比,具有简便高效的优势,能够有效节约中小投资者的纠纷解决时间和费用,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期货和衍生品法》第五十六条亦确立了强制调解制度。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期货行业现状和《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相关规定,探寻我国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浅谈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

我国工伤认定过程中经常遇到关键事实无法查清或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冲突的情况,但由于我国尚未设置工伤认定证据证明标准,导致在实务工作中引发各种争议和纠纷。文章分析了工伤认定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的理论研究情况及实务中工伤认定证明标准的采用情况,并就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的立法问题结合实践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正>大家对肉少骨多的鸡肋并不陌生,吃的过程比较麻烦——食之无肉,弃之不舍。用在投资上,对这句话又有了新一层的解释。不要以为那些只亏不赚的不良资产只有公司才有。虽然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些盈利不强的资产本身不能看做不良资产,但其盈利能力又确实比较差,总在盈亏临界点附近徘徊,被戏称"鸡肋资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鸡肋资产类     

数据主体的“弱同意”及其规范结构

数据主体同意关乎数据保护强度与数据利用效率,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的同意原则属于强控制模式,因赋予数据主体绝对化的信息自决权而导致信息流通效率降低与数据利用价值减损。在数据控制与数据利用的张力间建立“弱同意”的概念体系与规范结构,可以通过同意体系地位的降低与规范结构的削弱,对信息自决权产生相当程度的限制,有效解决此问题。“弱同意”的规范结构为“情境合理+拟制同意=合法处理”,其中拟制同意化解了“强同意”因僵硬适用和过高标准所带来的有效性困境,情境合理测试则充分吸收了场景理念和风险认知,使同意架构从封闭走向开放,由此个人数据保护从一刀切的权利分割迈向了激励相容的合作治理。     

论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因"合理怀疑"内涵不清而陷入实践中误用、滥用的困境,因此亟待解释。"合理怀疑"的传统解释有三种进路,各有其局限性,也因此造成"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机械适用、适用严谨性不足的问题,乃至一定程度导致"证据裁判客观主义"复兴。故应立足法律实用主义,借助司法证明原理,考察"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适用实例,对"合理怀疑"进行"怀疑""合理"两个层次的解构。"怀疑"的适用前提是全案已经形成一定的证据体系,而"怀疑"的生成源点有基于证据体系所存在的矛盾和基于逻辑、经验而产生的疑点。"合理性"的判辨则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应以刑事专业法官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二是从主客观两条路径对"合理性"进行证成;三是"合理性"应达致"指控事实不具有唯一性"的限度。     

论国际投资秩序中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二元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考察与理论解释

投资者和东道国是国际投资秩序“平衡木”的两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投资秩序侧重于投资者保护,然而,晚近东道国对国家规制主权空间的强调,使得二元主体结构间的冲突重回各界关注视野.中国作为资本输出、输入大国的“双重身份”,迫切要求处理好投资者保护和国家规制二元结构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实施投资体制改革、践行良好的规制实践,以保持引进外资的“制度引力”,防范国家规制违反国际条约;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开展负责任的跨国投资,保持与东道国间的良性互动,防止跨国投资违反当地立法.对中国而言,在新形势下处理好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利益关系,有必要历史性地微观考察中国历年来投资协定的发展脉络,把握晚近全球投资争端和双边(区域性)投资协定的变迁、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而探讨中国在投资保护与国家规制中的新范式.总之,对当前投资秩序中二元结构的考察研究,这对正在进行国内投资体制改革和参与国际投资秩序构建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论公司对短线交易的介入权

公司与公司负责人、大股东之间的利益既相一致又有冲突,为防止公司负责人与大股东凭借其特殊地位从事内幕交易行为,进而侵害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证券法》第47条赋予公司将上述主体进行短线交易所获利益收归公司所有的权利,然其规定是否妥适则需进一步斟酌.鉴于台湾地区对短线交易归入权的立法较为完备,在我国证券法亟须修改的背景下,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宜借鉴相关立法经验,保留《证券法》第47条并对之加以完善,具体的路径包括全面考量短线交易介入权的规范对象、适当拓宽短线交易的客体范围及豁免情形、明确短线交易所得利益的计算方法及时效期间、强化对股东提起代位诉讼的激励措施及尽量减少证券监管机构的行政干预等五个方面.     

多维度与差异化: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探析

有关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坚持说、差异说、降低说的三种观点,争论极大,官方则在表面坚持的基础上加以“基本事实、基本证据”的巧妙用词.从证明标准的三重维度分析,认罪案件、简单案件、量刑程序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证明标准.有必要以防范冤假错案为底线,把握认罪认罚案件对口供补强的不同力度,摒弃“只能做,不能说”的证明标准潜规则,构建认罪认罚案件的差异化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