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抗诉再审制度理论审视与实效分析——以当事人穷尽上诉救济之建构为视角

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抗诉权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自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民事抗诉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机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为践行实质公正发挥了积极和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在学界,对民事抗诉制度存废问题一直莫衷一是。〔1〕对于民事抗诉制度论述存     

审判准确性与社会成本的衡量——民事抗诉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民事抗诉制度是否有效率是决定其存在的关键.民事抗诉制度有效存在的前提是它的运行成本和通过更改正确判决所造成的损失必须小于错误判决所造成的预期损失,而且制度运行成本必须大于实现其功能的平均值.通过构建社会成本函数以及数据检验发现:我国错误民事判决改正的概率远远高于正确判决改错的概率,而且民事抗诉制度的实际运行成本也远远小于其挽回错误判决的损失,并且抗诉制度的存在还有利于降低民事审判程序的运行成本.因此,我国民事抗诉制度是有效率的,应在现行基础上不断改进而不是废止.     

如何看待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

所谓"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并非刑法理论上公认的"阻却事由",而是专指国家官员实施了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但基于国家宏大制度和宏观政策背景,在实践中得以减免其法律责任的情形,其基本逻辑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陕西"强制引产"事件即为典型事例。世界各国虽然由严格禁止堕胎到逐渐允许有法定限制的堕胎,但不得任意处置胎儿乃是人性的底线,"胎儿值得法律保护"是最基本的共识。人的概念必须受制于"尊重个体生命"的道义命令,不应听命于不确定性的法律目的,从而使某些人失去法律规则的保护。灵活而多义的目的论解释会潜移默化地化解或者架空法律。一旦将某种目的深深地刻上"国家"或"高尚"二字,宣称"好的目的可以使坏的手段正当化"、"政府为了善的目的就可以违法",目的便具备了无限的干预力,任何个人的牺牲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牺牲,就会轻而易举并且在所难免。必须给这种干预力以极大的限制,否则它会伤及自身。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产品责任问题研究

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五章即特殊侵权行为的第一章对产品责任作了规定,体现了产品责任在特殊侵权行为中的地位以及国家对于该类与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的侵权行为的重视。该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主要来源于产品质量法。①笔者结合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一、侵权责任法基本保留的现有规定及待探讨之问题     

民事检察监督若干焦点问题——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为对象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制度进行重构,是民事检察制度一次重要的变革。一方面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作为公权力的民事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使监督手段和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另一方面,又对私法领域保持理性和谦抑,让当事人尽最大可能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实现权利救济,最大限度地由法院救济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检察监督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之后嵌入,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及检察权的理性监督。本文就民事检察监督理念、抗诉前置程序、一审直抗、举证责任、执行监督、基层检察院民事检察职责定位等焦点问题提出可行性的意见,以期对司法实践和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交强险理赔范围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中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其后国务院又出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于2006年7月1日起施行.这两部法律却出现诸多方面矛盾和冲突,使得此制度在适用上不断出现问题,学术上的争议也从未停息.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交强险理赔范围.本文在此主要探讨交强险理赔范围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     

抗诉权分置下的抗诉合力生成——以抗诉理由的表达为视角

抗诉权分置导致上下两级检察机关共同行使抗诉权,当两级检察机关意见不一致时,抗诉书及支持抗诉意见书会分别叙明理由,尽管这种做法符合检察一体化原则,但正式文书内容上的差异容易给人混乱感觉,并进一步影响检察职权的行使。为此,可以灵活掌握检察一体化原则,并对抗诉法律文书进行适当的改革,增强抗诉合力。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初探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避免突破刑法的规定处罚行为人,其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这与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不谋而合。在我国现有的犯罪体系下,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能够自洽,并不存在体系障碍。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将从违法与有责两个阶层阻却犯罪的成立。     

刑事抗诉必要性的审查与判断

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定诉讼程序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刑事判决或裁定时如果发现确有错误,且抗诉理由充分的情况下,一般还应分析考     

刑事案件中的积极辩护事由及其司法证明——“于欢案”的证据法视角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出现"积极辩护事由"这个术语,实践中却存在类似的做法。关于这类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如何展开,理论界争议很大,实务活动各式各样,没有统一标准。正视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法治传统与司法环境,借鉴域外有利因素,将我国积极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朝向既有利于控辩双方推进诉讼进程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发现的方向发展,符合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引入当事人主义合理要素的改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