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

98.4%2020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98.4%。2020年1至11月,全国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下降9.3%,一、二审裁判生效后息诉服判率达97.9%.1200亿元202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     

数字赋能提升检察业务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路径

数字赋能检察业务管理是数字检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检察业务管理数字化为基本路径,推动业务管理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适应检察业务管理组织体系、不同管理层级、不同管理主体以及外部管理衔接的多维需求,通过构建不同的数字化场景,实现宏观与微观贯通、内部与外部互联、结果与责任挂钩的管理目标,促进检察业务管理组织体系高效运转,提升检察业务管理科学化水平。同时,通过满足数字化基本要素,为检察业务管理数字化实现提供坚强保障。     

工程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实证研究

工程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仍是一般举证规则,但该规则同时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约束。如一方当事人违背诉讼诚信原则的,即使另一方举证存在较大瑕疵或不足,法院也可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或加重一方的举证责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存在的困境及解决对策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需高度重视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性。但是,我国《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容的表述具有不同定义,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监察环节、刑事诉讼环节面临适用困境。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价值和适用困境,并针对性提出几项适用困境的化解对策,以期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实施和监察体制改革形成推进力。     

对社区侵财型案件多发现象的分析

城市社区侵财型案件呈现出多发态势,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一个突出问题。导致此类案件多发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原因、群众自身防范能力不足以及公安机关在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等。公安机关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转变打防观念、创新警务模式等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侵财型案件的发生。     

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司法改革背景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尽管该模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具有可行性,但在不认罪案件中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则可有效避免现有模式的弊端。独立的量刑程序更符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差异性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程序价值和落实庭审实质化。此外,在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逐步具备了可行性。     

论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家事案件的理想状态是尽量将调解向诉前延伸,建立起家事案件法院诉前调解机制,以此来妥善解决亲族之间已经达致法律纷争之矛盾、采纳当事人合意以及恢复当事人感情。为此,域外的许多国家(地区)都已建立起了契合本国家事案件特性,利于家事案件处理的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而就我国而言,目前正面临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之机遇,在此机遇之下,深入考量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资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成我国制度的构建是当下之重要任务。     

消退文件检验常用的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涉及消退变造文件的案件不断增多,同时,文化用品中的书写工具、书写色料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实际案件的检验中,被消退变造的文件不但有纸质的,还有塑料和金属材料的。文件检验的任务就是证明消退变造事实,显出被消退的字迹。     

反侦查行为探析

犯罪分子在作案过程中为了达到转移侦查视线、逃避刑事制裁的目的,或多或少会实施一些反侦查行为,包括消极的反侦查行为和积极的反侦查行为。侦查人员要想找到识别反侦查行为的有效方法,就需要了解反侦查行为的内涵、形成的原因、类型及对策。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