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前提和环境优化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英美(当事人主义)法系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和存在都有特定的制度前提和运作环境.在我国,要想成功移植该项制度,必须坚持抗辩式的改革方向,促进证据开示制度的环境优化,其意义将比单纯设立一个证据开示制度更加深远.     

论抗辩与抗辩权

抗辩权包含在抗辩之中。抗辩权乃专指对抗他人请求权行使的权利。抗辩权具有永久性、无被侵害可能性、不可单独让与性、无相对义务观念性等四个特征。抗辩和抗辩权之间、抗辩和反诉及否认和反驳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欧盟对华反倾销实践中的不合理因素及对策选择

自1979年欧共体对华发起第一次反倾销调查至今,欧盟对华反倾销使中国企业饱受反倾销之苦。针对欧盟反倾销法及其实施中对中国被告不公正、不合理的待遇,尤其是欧盟替代国政策及其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我们应予以揭示,并根据每案的具体案情,进行有理有据的抗辩,使中国企业获得可能胜诉的机会。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的再思考

英美法的预期违约与大陆法的不安抗辩 ,同为保护合同期待权而构建的法律制度 ,二者既有相似的制度功能 ,又有相异的制度构造特征。我国《合同法》吸取两大法系的成功经验 ,在批判借鉴的同时 ,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法律制度。二者与同时履行抗辩和顺序履行抗辩 ,共同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保护合同期待权的法律制度体系。     

抗辩制刑事庭审形式及其对我国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启事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我国刑事庭审形式不断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上海等地的法院已着手试行抗辩制庭审形式。但是如何进行这项改革,存在着分歧意见,本文拟就此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权被抗辩时不可用于依法抵销

【研究要点】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行使法定抵销权,主张将其对相对方享有的债权与相对方对其享有的债权进行抵销时,如果该债权系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才可与相对债权进行抵销,则在相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法定抵销权不能产生,该债权也不能被用于抵销相对方的债权。     

被告人的辩解是否会引发证明责任的承担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这一现象: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检察官的有罪指控,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难以查证的辩解.而这些辩解是否会引发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本文将从三类不同形式的辩解出发予以论述.     

美国选择性起诉抗辩的证明困境及原因

选择性起诉是政府基于恶意,歧视性地进行刑事起诉裁量的行为,因其目的之恶以及违反法之平等精神而受抗辩。美国司法有两种抗辩途径:通过禁令救济提起民事侵权之诉和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选择性起诉抗辩。然而,美国法院对这两种救济都确立了难以逾越的证明责任,并且将其分配给了申请人。其中民事抗辩的"现实的、迫在眉睫的侵害的威胁"证明,刑事抗辩的不正当起诉标准证明,几乎将所有的申请人阻挡在抗辩门外。美国法院的这种态度是因为其实际并不愿意介入此种审查,根源主要在于司法系统对于分权原则下司法权的克制和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尊重传统。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司法认定

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属于民事抗辩制度的一种,系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常用的抗辩事由之一,旨在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善意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司法实践中,合法来源抗辩事由成立的案件并非很多,导致合法来源抗辩事由难以成立的原因主要在于当事人不能提交有利证据,以及司法机关在判断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时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应不断分析、总结、认定合法来源抗辩的考量因素,正确把握合法来源抗辩的裁判尺度。     

买卖合同标的物瑕疵的证明责任——以买受人通知义务为中心

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买受人以受领清偿的意思接受标的物,是确定标的物瑕疵证明责任的关键时点。在此之前,出卖人证明标的物无瑕疵;在此之后,买受人证明标的物有瑕疵。标的物转移占有与买受人受领清偿的时间并不必然一致,在标的物需要检验的情况下,检验通知期届满才发生“法律上的受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民事买卖和商事买卖一体适用检验通知义务的背景下,以“抗辩说”理解“怠于通知”的法律效果,对买受人过于苛刻;裁判文书也显示,人民法院在多数时候没有从“抗辩说”的立场出发进行判决。更妥当的解释方案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21条第1款第2句视为明示的证明责任规范,即一旦买受人未在通知期间内主张标的物瑕疵,瑕疵的证明责任就由其负担。从“规范说”的原理出发,“怠于通知”的证明应区分为通知期间的证明与通知行为的证明,前者由出卖人负证明责任,后者由买受人负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