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次军事大演习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海防成为国防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抗登陆作战理论研究,建立我军的抗登陆作战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战争的准备情况,就显得极为必要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1955年11月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登陆作战演习。这是我军第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也是建国后我军首次组织的规模最大、影响深远、最能体现当时军事训练特点的诸兵种联合军事演习。     

关于一类半无限多目标规划离散型算法的偏差估计

本文将文献[5]中的偏差估计公式推广到有任意多个目标函数和α∈(0, ∞)的情形并给出约束参数集维数可任意的数值例子.     

大学生抗挫折能力培养探究

抗挫折能力培养,在当今大学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挫折理论”说明挫折的实质及培养“抗挫折能力”的可行性,针对大学生的特点,介绍了两条培养抗挫折能力的途径———提高素质和行为调控。     

追求“绿色”的紫金矿业集团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香港H股上市公司（股票简称：紫金矿业，股票代码：2899），国内著名的黄金矿业企业，被列入由英国金融时报及伦敦证券交易所共 投资设立的FTSE矿山指数。     

改进高校党员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高校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高校广大党员的素质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探索高校党员教育的有效途径,努力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抗风险能力,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加强高校党员教育,当前应主要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1"三基"教育。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能力要素分析

近年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以下简称‘H1N1”）以及人感染H7N9禽流感（以下简称“H7N9”）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主体,其应急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是否能有效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从而有力地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我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问题与对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大粮食主产区投入和利益补偿。＂这为我省发展现代农业指明了方向。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质上是为了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业持续增效,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这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竞争力和农民切身利益,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是新形势下我省＂三农＂工作的重点。     

基层检察院直接行使民行案件抗诉权存在的障碍和问题

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从总体上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抗诉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再审，法院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再审，这就是抗诉的再审强行性原则。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抗诉程序是有严重局限性的，这在实践中给基层检察院直接行使民事行政案件抗诉权造成一定的障碍。     

论珍宝岛事件与中国对外战略的抉择

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北部边境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冲突,但是却对中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在面对战争威胁,外部孤立的情势下,根据国际形势,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维护了领土完整,并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角度,采取了理性的对外战略,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功融入世界体系,打下了基础。     

论我国民事再审抗诉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民事再审抗诉权性质是法律监督权,后者是公权力的分工 民事再审抗诉权性质是法律监督权,要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必须溯本求源分析法律监督权存在的必要性.国家与法律是一同产生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1] 生产的社会化产生经济领域的分工,进而要求国家权力的细化和分工."从权力分工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权力分工,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对权力进行分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工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表现."[2] 法律监督权的产生正是国家权力进一步分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