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的效益与成本

所谓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公开举行为利害关系人举办的听证会，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的事物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按照行政处罚法第5章第3节第4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扎根时代沃土 推进理论创新——祝贺《长白学刊》创刊20周年

20年的时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无限长河来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个刊物发展来说,正像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却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发展历程和极为重要的发展时刻.     

对《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从公务员如何执行上级决定和命令入手,通过执行上级的决定命令和承担法律责任相统一的规则比较分析,探讨公务员应具备高度的健康的责任意识,思考在实践中如何贯彻五十四条所确立的科学理念和规则,以期完善配套的行政管理制度与措施,使公务员法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制度解读——以流浪乞讨人员获得救助权为视角

作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反思,在对制度本身的功能定位基础上,以"流浪乞讨人员获得救助权"为视角展开分析,其结论是制度的完善应围绕获得救助权的保障和实现加以架构,合理界定权利主体和救助条件,明确救助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实行分类救助和先行救助,完善权利救济制度。     

开门立法遏止部门利益的不当扩张

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与价值就在于平衡市场主体与政府权利之间的关系。然而，大约从两年前开始，针对部门和待业利益不适当影响立法的问题，有关批评日益多了起来，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很多人都开始抱怨这种现象。但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行业和部门利益并非完全不能影响立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不超过必要限度，这种影响是必须的，有益的。实际上，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看，立法本来不该怕利益集团的呼吁，相反，没有各种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的博弈，立法才会显得孤单，支委会导致盲目。作为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在这个方面当有天然的责任和敏感。从动议到起草再到审议，代表们完全可以加强调查研究，将不适当的部门和行业利益排斥在法律草案之外。本期我们推出四篇文章，系统描述和阐述了部门和和行业利益对中国立法的不良影响，希望藉此引起各界高度注意。     

党性修养“四法”

1．自我解剖法 所谓自我解剖，是指党员要经常自觉地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责任和义务进行检查，“自省、自重、自警、自励”。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共产党员严格地解剖自己，正是要做到自知者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共产党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难免有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污染和侵袭，工作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     

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

在中共一大的15位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他们分别是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科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使华代表马林.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湖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2006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同时也是“物本主义”的发展观。这样的发展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科学发展观用价值理性抗衡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防止了发展中出现的“价值迷失”。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它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原则。从纵向上看。它是人类发展价值取向上的“价值跃迁”。     

毛泽东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毛泽东人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人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毛泽东晚年在人学思想上虽然发生过一些迷误,但其基本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具有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毛泽东人学思想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忘“人的全面发展”的大目标,又立足于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阶段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让未成年人看见正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我国已陆续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简称“两法”），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也各自制定了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办案规则和审案规定，但未成年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本文试结合笔者的办案体会提出一些设想，以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