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民意引导的体系性解释

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与民众的死刑知识水平呈反比例关系，民众的死刑知识越丰富就越会反对死刑，不过基于报应原因而支持死刑的观念将不会因为死刑知识的增加而改变。死刑知识对死刑民意的影响受知识类型的制约，而导致死刑立场发生改变的最主要因素是无辜者被执行死刑的知识。已经改变的死刑民意会在“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出现一定的反弹，回到他们最初的、没有接受死刑知识之前的状态。死刑民意的引导应当综合运用知识和情感的策略。     

死刑的德性

死刑在道德上是一种不能证明其正当性的刑罚。既然如此 ,在中国 ,废除死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 ,中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人文基础与信仰理念 ,而且 ,在威慑主义刑罚理念的支撑下 ,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倚重死刑的适用。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废除死刑困难重重。     

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

立法虽然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但由于其理论基础没有得到全面的揭示,致使刑事诉讼理论、立法和实践中的被害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文章从尊严价值理论、报应观念和救济原理三方面揭示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理论基础。认为被害人所持的报应观念是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工具性理论基础;而尊严价值理论为被害人享有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根据,它从终极人文关怀的角度解释了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理论基础;救济原理则揭示了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特殊性,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独特根据。     

制度理想与行为选择:刑罚目的一体化剥离及其宣谕

刑罚目的是报应抑或预防的持久论争,最终在互相借势和依势中走向妥协,并形成融报应和预防于一炉的刑罚目的"一体化"论,其旨意在于既实现预防又实现报应正义。但预防失效引起的反思性思考、西方行为学发展中的现实人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论对理性人论祛伪,佐证了预防论实现的必要条件的不自足;犯罪人行为选择的双曲贴现和满意原则对犯罪人行为的牵引,翻转出预防观理性人逻辑前提与现实人行为选择的异曲;监禁刑特殊预防的负效应、预防性刑事立法遭受的诟病及社会对刑罚该当度内报应正义的认同,使刑罚的犯罪预防止于制度构建。刑罚预防逻辑与现实人行为选择背离使刑罚一体化与实践剥离,宣谕了刑罚应基于(潜在)犯罪人的非理性,慎重构建刑罚样态,采取多维预防措施修饬和提升人类理性继而矫正和预防犯罪。     

报应刑,教育刑及与犯罪的斗争

报应刑是以犯罪者的个人责任为前提、为基础的 ,其理论核心是着眼于犯罪的客观行为 ,而不论实施犯罪者的个人情况。教育刑理论为现代派理论 ,它认为犯罪的原因来源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当前国际社会已从报应刑过渡到教育刑 ,在走向崇奉社会防卫论的时代时 ,我们也应关切刑事政策、社会政策 ,力求最科学、最合理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进步的要求。     

被害人权利救济视野下的传统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比较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对被害人的尊重和保护。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漠视了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应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模式。     

党报应彰显亲民的“话语品质”

报纸通过新闻话语，向人们传播有价值的信息。“传播”是报纸的基本形态，这里有个怎样“传播”即怎么“说话”的问题，党报作为机关报，不仅要“站”在党委和政府的角度发言，更要贴近百姓、为群众着想；既要把好“话语权”，主动说话，还要注重效果，善于说话，使新闻传播更具有亲和力。     

再论死刑的废止

为当代法治文明发展所日益普遍认可的死刑制度存置的不合理性,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亘古以来为民众和历代统治者所关注的“严刑峻罚”。作为犯罪的最严厉惩罚和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死刑并非实现报应正义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死刑制度发展的合理方向———应废除死刑。但这需要创造必要的物质文明条件和精神文明条件。     

刑罚个别化制度的确立——从报应刑到预防刑的嬗变

刑罚个别化作为一种刑罚裁量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中并不鲜见,但没有引起立法上的重视.本文阐述其发展历程,倡导对之进行现代化与立法化.     

论英、美法学家关于刑罚本质的认识

本文对英、美刑法学中关于刑罚本质的三种主要理论进行了述评，指出报应刑理论是复仇情感的渲泄，功利刑理论是基于苦乐算计的推理，折衷刑理论是其对立和调合。关于刑罚本质的各种理论有利有弊，只有对它们进行对比研究，才能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