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侵犯隐私权民事案件取证的改进

面对网络侵犯隐私权这一类新型案件,传统的取证方式对这类民事案件的诉讼产生了一些弊端,需要在技术层面和政府对网络的管理上加以辅助,本文对电子证据取证难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同网络上侵犯隐私权的相关技术进行比较后,提出自己对此类案件如何完善取证的观点。     

浅谈手机取证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的不断推广,手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手机取证也逐渐成为司法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从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中开展手机取证工作的必要性出发,通过对近年来手机取证工作在检察机关开展现状的介绍,分析、总结了手机取证工作遇到的困难,并对今后手机取证工作开展的方向提出了建议。     

论德国刑事诉讼中的禁止欺骗性讯问规则——兼论我国禁止“欺骗取证”规定在侦讯中的适用

借助司法裁判的方式,德国对何为刑事诉讼法禁止的欺骗性讯问发展出了一些判断标准。这些判断标准对解决禁止“欺骗取证”规定在我国侦讯中的适用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增强对犯罪嫌疑人口供自愿性保护的背景下,我国司法实务界应借鉴德国经验的合理内核,确立判明禁止的欺骗性讯问的基准,以指引侦查人员以合法的方式开展侦讯活动。     

论非法取证

长期以来,非法取证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活动的严重问题。导致这一现象久禁不止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司法人员错误的执法观念;二是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三是司法人员素质低下,取证手段落后;四是对非法取证行为打击不力。要根治这一现象,必须确立和完善一系列能够规范和有效制约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树立依正当程序取证的法制理念,通过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加大司法投入和打击非法取证行为的力度,从而使文字形式的法律规范真正转化为执法主体的理性观念和自觉行为。     

时评

北京市第一例非法证据排除案9月13日,北京市一中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涉毒案件,法官历史性地在审理前排除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非法证据。这一份认罪口供,被指是侦查人员威胁不说的话就见不到孩子后,犯罪嫌疑人才配合做出有罪供述。——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本是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虽已制定出相关规定,但并未在司法实践中结出理想的硕果。这就使相关规定大打折扣,一定程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司法中用于对非法取证行为遭到侵害的人,使之处于不利的地位。本文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两院三部《规定》）的研究以及实施情况的考察,提出以下意见。     

论“欺骗取证”的正当性及限制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管见

在古代的断案智慧和现代的审讯策略中都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应该进行修正。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     

自愿供述的侦查讯问攻略

核心提示：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讯问活动必须坚持人权保障理念,杜绝暴力取证行为,严禁刑讯逼供,坚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下的侦查讯问攻略,运用科学讯问方法,从心理矫治的角度,根据嫌疑人的自愿供述规律,达到满足嫌疑人自愿供述基础上的侦查讯问行为。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 以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委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一、问题的提出在以证据为裁判基础的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任务具有＂同质性＂,都必须围绕证据开展诉讼活动,履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职责。尽管如此,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却经常由于取证有＂瑕疵＂而造成检察机关对有些案件无法提起公诉。为此,我们以2006年—2010年期间,     

电子数据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明力

新的刑事诉论法将电子证据确立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其可采性和证明力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规范化电子数据取证过程是审查其可采性的前提,而电子数据鉴定将向完整性、真实性、系统功能等专业检测与深度分析转变,从而延伸审判者对电子数据专业问题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提升电子数据的可采性与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