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机会补偿的政策困境:以顶尖比例计划为例

教育机会的补偿是维系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一些联邦州开始执行“顶尖比例计划”,作为后平权法案时代重要的教育公平政策.然而,这一尝试同样受到了多方的质疑,高校招生的机会补偿政策面临着资源分配与社会认同间的相互矛盾.     

有学历的公务员不可挤占知识分子代表名额

在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时,为了使各方面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对代表结构提出了要求,如代表中妇女代表不得少于代表名额的25％,非中共党员不得少于代表名额的35％,以及适当比例的企业(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知识分子(科技)代表、公务员代表等等.笔者认为,在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时,不能简单地把公务员中的高学历人员与纯粹从事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应准确把握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要保证代表结构比例的合理性,有学历的公务员不宜挤占知识分子代表名额.     

德国宪法上的财产权保障与股东权利

德国宪法学中有关股份财产权的讨论，核心问题在于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即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间的基本权利冲突。本文介绍了德国股份财产权保障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涉及股东知情权和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实践，审视德国《股份法》在股份财产权的宪法要求下如何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民法典编纂中混合共同担保之再认识——兼评《物权法》第176条

我国《物权法》第176条并非是对混合共同担保规则的确认,未来民法典编纂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区分混合担保与混合共同担保,将混合共同担保限定为基于合意的保证与担保物权并存。二是体例结构上,混合共同担保应置于物权编"担保物权"章的一般规定。三是混合共同担保应比照共同抵押规则,确定债权人自由选择权、比例分担制及担保人之间的求偿权与代位权,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比例分担有约定比例和推定比例之分,当保证人应负之保证责任与物上保证人应负之物保责任之和大于代偿债务总额,推定按比例分担。同时应区分担保人之间的求偿权与代位权。确定分担额时,当多数保证人与多数物上保证人并存,应依每位担保人应负担责任的比例来计算;物上保证人兼为保证人时,应区分保证为全额保证还是限额保证,并通过保证设立的时间先后来确定其承担单一责任或双重责任。     

建立和完善职工持股制度

中国石油四川石化公司高级主管赵金波日前发表文章说，提高职工收入是多年来常说常新的话题。我认为，建立并完善职工持股制度是个不错的选择。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是指可以阻却刑法修正的各种事由。立足于立法面向的刑法教义学,立法者必须把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人权原则、比例原则、效益原则等作为判断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标准。当一种行为已为刑法分则之罪名所涵摄、抽象性概念经由刑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可以明确、设罪违背比例原则要求的"无先而后"的逻辑规则存在、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或立法效益明显低于立法成本时,即存在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立法者应停止这种刑法修正。     

大病保险与大病救助的四个衔接

2012年7至8月,民政部等4部委下发了《关于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意见》(民发〔2012〕21号)(以下简称《救助意见》),国家发改委等6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12〕2605号)(以下简称《保险意见》)。经过两年的试点实践,两个文件在运行过程中有一些方面衔接不畅,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重特大疾病的概念衔接《救助意见》没有明确界定什么     

论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

被誉为“公法皇冠”的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比例原则的“相对普适性”为其在经济法中的适用提供了法理基础,引入比例原则不仅可以回应经济法现代性的内在诉求,还是贯彻经济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范围涵盖“权力—权利”和“权利—权利”二元法律关系结构,但是,特殊紧急状态和合意行为应排除比例原则的适用。囿于比例原则的抽象性,有必要构建其在经济法中的类型化适用路径:以法律关系结构为划分依据,通过“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差异化认定标准,塑造“宽松”和“相对严格”的审查基准模型。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程序中的应用

在行政行为的"大家族"中,行政强制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说其特殊,一方面是说它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督促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中起着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可比拟的强制作用,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行政强制的滥用又极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正是基于行政强制行为的这种"两面性",有必要对行政强制行为从原则和制度上进行法律规制。比例原则是我国行政法上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内涵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有法律依据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为之。我国虽然已于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行政强制法》,但行政强制仍然是目前我国行政权力中最活跃、最容易被滥用的一部分权力。本文就"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程序中的合理适用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