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思考——基于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视角

《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并不仅在于对受害者的赔偿和致害者的惩罚,而更多地在于通过有效减少不良行为者的利益促使其良性行为,从而维护市场的有序,但这有赖于消费者成功的维权行为,而消费者维权行为的缺乏使这一制度的打假功能无法实现。虽然公力执法与私力执法各有其专有领域,但他们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恒定。政府的能力大小、公益性程度、执法效率的高低及私力执法的成本与收益等因素决定了这条界线的偏离方向及程度。如果私力执行的成本更低,激励更大,效率更高,负面影响不大,而若公力执行的效率下高,则应该考虑私力路径的采用。综合考虑我国目前政府打假能力及公益性程度、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程度、市场主体诚信行为的比例、消费者受欺诈的严重程度等因素以及可能的变化方向及程度,在我国目前赋予知假买假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以发挥其打假功能是必要的。     

销售假烟者在运输途中被查获应如何处理

案情 孙某（在逃）欠黎某12万元工程款，但苦于近期周转资金不足，又迫于黎某催债的压力，孙某表示用价值12万元的假冒香烟抵扣工程款，黎某表示认可。次日，黎某联系了一买家（未签买卖合同，也没有口头协议，只约定了时间、地点），并租用一辆轻卡贷车将价值12万元的假烟用电脑包装箱装好后运往某地销售。贯车途经一收费站时，被交警查获。经某市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定，黎某运输的香烟是假冒伪劣香烟。     

交通管理中假、套牌车查处勤务模式的创新

勤务模式是警务工作效率的关键,信息时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警务模式要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和信息主导警务模式的优势,突出信息主导警务模式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精确打击的功效,在交通安全管理实践中树立信息化理念,挖掘深层信息,加快警务相关信息的大融和,创新警务管理机制,提升警务行动效率。     

关于互联网金融法制问题的几点认识与建议

正这一两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繁花似锦。互联网金融的法制问题也随之成为法律界的新焦点,百家争鸣、众说纷纭。作为银行业的法律人,也谈谈我们对此的基本认识和几点思考。第一个基本认识: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企业的金融,而是以互联网方式提供的金融服务。曾经有人这样分类:把互联网金融划作IT公司的专利,把传统金     

冰雪考验中国崛起

几乎与春运同步发生的一场冰雪灾害,在短短数日内笼罩南中国。中华大地半壁江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南北动脉,“顿失滔滔”,过半省份拉闸限电,数百县市处于黑暗寒冷之中。虽说天灾恶劣、冰雪无情,但今天的中国毕竟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GDP总量全球第四,怎么突然让一场轻飘飘、晶莹剔透的雪花压得“半身瘫痪”？难道国际社会热议数年的“中国崛起”乃是一个假命题？凑巧的是,雪灾发生之时,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出版了新著《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Fragile Superpower）。难道中国真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欧盟家庭友好政策的性别视角分析——以父母假指令为例

随着一体化从经济领域"外溢"到社会领域,为了实现"社会欧洲"的建设目标,欧盟在重重压力之下构建了家庭友好政策体系.其出发点是提供劳动力保护,帮助父母协调家庭与工作的矛盾.但是由于其潜在目标是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而非实现性别平等,因此欧盟家庭友好政策仍然存在着种种缺陷.本文以父母假指令为例,从政策文本、实施水平、欧洲法院的判例三方面对欧盟家庭友好政策进行性别视角分析,认为以上三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不仅严重制约了父母假指令效力的发挥,而且还对欧洲社会一体化进程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份假情报逼慈禧向全世界宣战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当时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作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向全世界宣战。这是一件令史学界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30年前,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就是被洋鬼子们逼着一路小跑到了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然后一命呜呼的。     

假投资真受贿正副局长齐落网

去年,浙江省海宁市严肃查处了一起领导干部以投资分红名义收受贿款案件。海宁市环保局原正副局长孟建良、竺伟益分别在海宁市天鑫布业公司投资10万元,5年内各自攫取“红利”38万元。此外,孟还利用权力收受现金、购物券、加油卡并在企业报销各类开支达9万余元。     

提升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国外家庭支持政策制度设计的分析

家庭支持政策是影响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关键因素。公共托育服务的普及、托育成本的下降、托育开放时间的延长以及生育假期制度有利于提高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因此,应对托育制度、生育假期和生育津贴制度进行完善,并对贫困生育女性提供托育支持和技能培训,以提高我国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优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论“知假买假”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克服

对法律实践中存在的“知假买假”现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惩罚性赔偿时其是否适用,包括是否赋予“知假买假”者以消费者地位,其打假行为是否具有价值正当性的争论之中.但是,忽视这种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风险,必然怠于反思正当的规制路径.本文认为,应当以剖析假冒伪劣产品存续的时空条件为基础,确定政府、“知假买假”者和消费者在制假售假社会防治网络中的合理地位,以实现社会风险防控和契约精神捍卫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