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误诊后死亡引发医疗损害1例

正1案例1.1案情摘要张某,男,75岁,2010年1月9日因"肝区间歇性疼痛2月,发热1周"前往某乡镇卫生院就诊,临床诊断为"肝囊肿、急性重型肝炎、慢性胆囊炎",予以抗感染等支持治疗。1月21日病情恶化,送至某三甲医院治疗,考虑原发性肝癌、肺转移,4 d后因治疗无效死亡。家属认为张某死亡是乡镇卫生院误诊误治造成     

指标性审核法量化医疗损害参与程度评定

正由于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阶段性,很多疾病的发病机理至今尚不明确,因而使得医学科学未知领域甚多,成为一门复杂的实践性学科,这也决定了医疗损害参与程度只能通过有限的证据及经验来评定。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讲,应该能够把医疗损害参与程度的量化做到无缝隙衔接~([1]),但其可操作性较差。这也是为何自渡边富雄教授提出事故寄予度概念后从未得到相应应用,而后被若杉长英教授提出的外因相关判断标准所替代的原因[2]。因此,在进行医疗     

弛而不息正风肃纪——贵州省持续深入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正>"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风建设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尽管教育实践活动已经收尾,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彻底根除"四风"突出问题,积极适应从严治党新常态,才能进一步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2014年7月21日,贵州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全省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深化"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方案》(黔群组发[2014]43号,下称《方案》),在对全省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回头     

谈谈教育机构民事侵权责任

近些年来,学生伤害事故不断发生,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好地预防和妥善解决学生伤害事故,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本文从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基本内涵、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等方面,结合教育法律法规和民事法律的基本规定,通过努力诠释和厘清的相关问题,希望能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相关问题有所帮助.     

立足“三转”要求 发挥职能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纪检监察机关要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榆社县纪委结合实际情况,确立集中力量、聚焦主业的工作思路,对外收缩战线、整合资源,对内优化配置、提速增效,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问责,在“三转”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转变思想厘清职能定位·纪委、监察机关不能包打天下,不能替代党委的号召力和政府的执行力,更不能代替人大、政协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执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分门别类地按职能和需要决定是否介入参加各类协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法释[2021]22号)

为妥善审理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及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落实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第一条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一定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浅议意大利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

意大利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起步较早,在欧盟法律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在法律体系上,意大利以欧盟责任指令和国内环境法典为基础,明确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主体、对象以及鉴定评估机构的相关职能;在工作机制上,意大利以环境、领土与海洋部为领导监督主体,通过意大利环境保护与研究院形成了政府—机构和中央—地方的管理体系,保证了环境损害鉴定工作的统一协调性;在鉴定评估方法上,意大利采取了欧盟推荐的鉴定评估方法,又积极地参与了欧盟相关数据库与工具包的开发,实现了评估方法的科学和一致性。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