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三级终结制度实施存在问题与完善思路——以安徽南部某县为例

信访三级终结制度是2005年《信访条例》确立的制度。其建立初衷是期望通过该制度实施,达到规范信访秩序、化解信访困境、节约行政资源、提高信访效率的功能。然而事与愿违,现实中信访三级终结制度运行存在导入案件少、社会效果差、三级终结不了等现实困境。复查复核案件类型及范围模糊、承担复查复核工作人员人手少且业务水平不高、法律规定不明确及考核制度设计不科学等因素是产生信访三级终结制度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下一步应通过完善信访立法、提高信访复查复核质量、健全信访考核等多维路径促进信访三级终结制度取得更大实效。     

基层改革要“有规矩地闯”

<正>如果说,过去的基层改革允许"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的改革更多带着"导航勘探"的特点。改革者要保持"闯"的劲儿,但也要尽量避免妄动。盘根错节的关系、错综复杂的利益,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提高的内在要求,给基层改革者带来不小压力。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带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烙印,也会有"率先试点"的政策优势,那么今天的改革更像是"配备导航的勘     

管窥中层干部之工作方法

中层干部是一个单位组织中的桥梁和纽带,是单位发展的中流砥柱。在新时代社会变革中,中层干部常感到责任大,工作难。究其原因,主要是知识不足,能力受限,本领恐慌。为跟上形势的发展与需要,中层干部必须加强学习,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境界。同时,还需要在工作中学会授权,将权力下放,调动下属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学会团结,凝聚人心,形成向心力;学会严格自律,坚守底线,坚持原则等工作方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安防控”专题研讨会纪要(上篇)

上世纪开启的体制改革,直面华夏文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百废待兴之中,让百姓富起来是最急迫的,但是经济变革所遭遇的艰难,远远比不上国家治理困局之险阻。就像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提出来的问题一样,中国人也不得不回答"富起来之后国家治理将何去何从"这个大难题。本期刊登的这篇纪要是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讨论。由犯罪学者来议论这个题目是恰当的,因为犯罪学强调的"实证、量化、务实、批判"都是这个社会中长期严重匮乏的思维路径,这种路径也是对以往"规范、教条、务虚、保守"学风的反动。在纪要中,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战略加以梳理。有学者讲到社会治理的"三只手":政府、市场和社会自治这三只手。但我们还要用超出数倍的精力来对付另一只若隐若现的手——人治之手。有学者认为人是观念的动物,特有的观念才会产生特定制度的价值选择。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在更新中所依赖的标准,应当以是否符合现代化来加以扬弃。国家治理应当观念先行,以符合现代化的观念来指导可操作的治理方略。有学者认为现代化里包括现代化的科技、现代化的人才、现代化的管理。这种管理的重点就是对个人和人群的管理。有学者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法治化的体制,对权力加以约束,对政府进行规范。现代化既是当前国家治理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之一。这个讨论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而上升到中国人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新世界,这个由中国人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而介入其中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人类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是空前一致的,这是各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共同前提。     

“生死两重天”的精密化司法判断——析李飞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9月18日《关于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2]227号)发布了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指导案例12号李飞故意杀人案涉及到死刑的适用、限制减刑等量刑问题。作为生效判决和指导性案例,其司法权威应当获得普遍尊重,但从刑法理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重新审理等多个     

香港特区环境保护司法实践分析

本文根据香港特区从1997年到2014年的环境保护司法实践,以法庭审理判决的案件来说明特区的环境保护制度运作,分析诉讼主体资格、程序正义、举证责任、免责条款、上诉机制和案例适用等诉讼要素,讨论环保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司法适用、司法公正和环保司法复核之环境权利与社会成本平衡的重要性。特区环境司法实践显示特区的环保法例为执法和司法机关提供了足够的法律依据对污染犯罪行为进行执法和司法,法律保护环境的信息透过司法实践有力地向社会传递;市民对任何侵犯其环境权利的行为都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环境保护的理念得到充分体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是环境法治的必要条件。如何平衡公众的环境权利和因司法复核而引起的社会成本则是特区整体面对的挑战,需要透过进一步的检讨和司法实践来完善。     

浅论美国情报机关预算信息公开——以“阿福特古德诉国家侦监局”案为例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中,涉及情报机关信息公开的诉讼最为敏感和引人关注。2005年6月30日,史蒂文·阿福特古德就国家侦监局拒不公开"2006财年国会预算说明书"而起诉了该机构。双方立足于《信息自由法》和《情报授权法》的关键条文展开了激烈争辩。在庭审过程中,上至国会参议员,下到美国民间机构纷纷参与其中,充分展现了美国情报机关信息公开诉讼的复杂博弈特点。虽然,庭审的最终结果是原告胜诉,但透过本案可以发现,美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着偏袒情报机关不公开政府信息的特殊程序规定,这不但与《信息自由法》的精神相悖,也给司法机关维护公民知情权设置了巨大的法律障碍。     

杭州市环境保护局 杭州顺利通过环保部组织的环保模范城市复检现场核查

2012年5月16—18日,环境保护部组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现场复核专家组对杭州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复核工作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召开了情况通报会。会上,复核专家组充分肯定了杭州市取得的成绩,国家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高振宁主任代表复核组宣布:杭州市各项指标基本达到考核要求,顺利通过复检现场核查。市委副书记、市长邵占维代表市委、市政府分别作工作报告和表态发言,副市长徐文光、市政协副主席董建平、市政府副秘书长赵立康、市"创模"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     

风险规制领域行政规则对司法的拘束力

我国对行政规则拘束力的制度设计忽视了风险规制中权力配置的特殊性。无论预测性与平等保障，还是风险规制的专业知识与功能主义考量，都不足以构成司法对风险规则领域行政规则尊重的理由。我国实践与学说所推崇的司法对该类行政规则高度尊重的主张不仅误解了行政规则拘束力的内涵，还将严重地损害立法对行政的合法性控制，使得风险规制的立法目的和规制原则无法得以贯彻。考察该类行政规则对司法的拘束力应当从法律授权的意涵出发，既要保障风险规制中的合法性约束，又要避免司法陷入专业判断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