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社区服务令在中国的可行性

考察其他国家的社区服务令立法和实践可以发现,要普遍建立该项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立法的肯定,同时需要社会的接纳,司法行政部门的执行能力的提高,以及相关制度的配套和完善。因此,我国目前尚不能全面建立和推行社区服务令制度,但可以在未成年犯罪和社区矫正中先行试验,待时机成热再建立社区服务令制度。     

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规制的完善

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散见于《婚姻法》等法律之中，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规定，对受害人的救济和保护缺失。因此需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建立社会干预机制，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     

中国古代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法律规定

各国现代刑法都有对一些行为虽合乎犯罪构成要件 ,但有排除违法性根据的事由 ,而不必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如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照法令等等。我国古代封建法律虽没有此类概念的明确规定和系统阐述 ,但各朝立法都有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规定 ,发展到清朝更有了明文规定。这些刑法规定无不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专制主义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面对当前国情,应当设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告知程序,提高侦查水平,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机制,正确处理适用这些原则可能出现的问题。     

借律师调查令攻克“白判”难题

今后，律师在河南境内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将不会再遇“闭门羹”。9月1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执行程序中使用调查令的若干规定（试行）》，正式在全省法院推行执行调查令制度。律师持由法院签发的调查令，可查被执行人财产。被调查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否则，将会被以妨碍执行论处。     

“非法证据”庭审中排除的局限性

非法证据的问题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近些年在刑事诉讼法学界引起了热烈的探讨。过去实践中一般在庭审中对非法证据问题进行排除审查,这面临诸多障碍。新《刑事诉讼法》中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为庭前排除非法证据创造了条件,相关司法解释也对司法实践之操作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中国实践之路指出了道路。本文在新的立法背景下立足我国司法国情,对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试探索解决我国司法实践程序困境之路,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朝着文明与法治的方向迈进。     

论对网络舆论不当干预刑事司法的抑制——以比较法为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很多刑事案件备受网络舆论关注，网络舆论在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的同时，也给司法权的运行带来了不能小视的冲击。如何规制网络舆论，引导其正向发展，防止对刑事司法产生不当干预。成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二审的若干证据法问题评析

在章国锡受贿案的二审中,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还有其它几个证据法问题值得进行研判。对于检察机关一审故意不提交的证据,在特定情形下可予以失权制裁;对于因疏忽或客观原因而未能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原则上允许在二审提交,但也有一些例外。在一、二审过程中,对于检察机关来回变更证据形式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尤其要限制从最优证据形式变更为次级证据形式。在控方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应妥善履行调查义务,只有在进行必要的调查之后依然无法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心证时,方可按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能否被采用为定案根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实践中也会遇到种种困难。本文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及实践中的困境入手。提出了构建我国合理的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设想，以期有利于该规则的制定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