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下)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形成“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局面。(一)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宪法对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丹麦人权研究所、《环球法律评论》协办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疑难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华侨大厦召开。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湘潭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代表就《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如刑事一审程序的改革、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诉讼结构的调整、死刑程序的…     

关于济南市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调查研究

济南市在2003年开始搞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的试点,在调研中发现3年来社区矫正的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优势十分突出,同时也发现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系统、庞大的社会制度,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支持,专业化的工作人员,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宽容的社会氛围。     

论我国刑事诉讼处罚令程序之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过于单一,不能适应保障诉讼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必须创设多种简易速决程序,对于其中最轻微、简单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更为简易的书面审理程序--处罚令程序.     

略论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下）

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思考——利益和价值的均衡: 在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用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它是在相互冲突的不同价值观之间进行权衡基础上所作的取舍。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法律价值是指可能对立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这些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道德标准的维持等等。可见,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的体系。民事     

行政案卷排除规则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行政案卷排除规则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证据规则,它的基本要求是:行政程序中的行政案卷是诉讼程序中证据的唯一来源,凡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证据、理由,原告在诉讼中不得提出;被告只能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到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非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到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法庭将不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论

最高人民检察院1998年12月16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了凡经查证确属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然而,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在我们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不尽人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作祟的因素,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认识上的误区,有证据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难以掌握的困难等等,还有立法本身的内在缺陷和重要制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构想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一项规范证据证明力、确定非法证据的效力的证据规则。该规则自20世纪在美国诞生以来,一直备受诉讼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关注。实践中经常出现合法的证据不一定是真实的,不合法的证据不一定就是伪造的这种情况,由此诉讼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非法证据存在价值的取舍,在法律适用上与法律禁止违法的精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旨在保障人权、强化程序公正、抑制违法侦查的证据规则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的认可,成为一项普适性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在我国立法层面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仍取决于在司法实务中的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分析W市法院近三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务中仍存在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识不统一、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不明确、重复自白是否可采具有争议、程序性情况说明尚普遍存在等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首先需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新观念,同时要着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泛化。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落实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对控辩双方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实行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辩方提供的线索或材料只需达到“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样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即可,控方的举证则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对于有辩护人的案件,尽量保证在庭前会议中最大可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避免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     

严以律己关键在于修身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作风建设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著名论断,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习。这＂三严三实＂概括精辟、寓意深刻,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品格,反映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内在自律和外在约束的有机统一,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和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必须在严以律己上作表率;只有律己严起来,才有严以修身、严以用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才有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