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反思——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着眼点的分析

在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随后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却回避了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最模糊的阐述.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代表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的困境,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我国偏重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存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所依赖的制度基础,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设立该规则的现实需求.所以,我们应当废除当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作为证据合法性判断与排除的依据.     

有利被告的大陆法系话语

早在古罗马刑事法中,即已存在诸多有利被告的话语.大陆法系刑法在继承与光大罗马刑事法中的有利被告理念的基础上,从程序领域到实体领域都形成了一整套有利被告的话语,具体表现为程序领域中的无罪推定与允许有利被告的再审,以及实体领域的以允许有利被告为例外的排除习惯法、新法不溯及既往与禁止类推.但是,基于对作为个人的被告人的权利认识不同,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有利被告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同.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移植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组成部分。然而，“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仍然以“融贯论”作为“真实”的标准，有未肃清的客观真实情结。融贯只是案件事实“真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在真理观和价值观方面大异其趣。我国证明标准应从“融贯论”标准向“真”之信念观、从价值中立向道德责任、从实证主义向社会构建论转变。     

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多年来，只是“写在纸面上的法律”，在实践中．几乎找不到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案例。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在一起涉嫌受贿案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免予被告人刑罚．引起国内法学界高度关注。     

论民事保护令的实体与程序构造

民事保护令适用主体包括受害人、施暴人、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及经受害人同意的相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其适用客体丰富,综合人身、财产、矫正等方面.因其适用客体的广泛性,采民事保护令概念相较于人身保护令显得更为合理.民事保护令本质为权利侵害阻断机制,根源上不同于为诉讼提供保障的民事保全而蕴含着独立于其他诉讼、单独适用的正当性.民事保护令适用的程序模式应贯彻诉讼、非讼程序交融特征,把握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冲突.     

心理强制视角下职务犯罪审讯的应对

核心提示:即将实施的新《刑诉法》对侦查活动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规范措施,传统职务犯罪侦查审讯中存在的疲劳战、车轮战、体罚等任何身体强制行为都有悖于新《刑诉法》,所得口供都有可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职务犯罪侦查正面临着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的急速转型,但是心理强制措施的不当运用仍然难以有效规避侦查行为带来的职业风险。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挑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命重于泰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解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告之后，“司法改革”成为热词。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通气会，公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这是对三中全会《决定》中“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制度，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精神的贯彻和在制度中的进一步落实。     

刑事审判向侦诉工作延伸的几点思考

刑事审判向侦诉工作延伸,是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于2010年4月在全国高中级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千人培训班的讲话中提出的重要命题.这对当前全国法院贯彻落实"两高三部"制定下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规定，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摆到了理论和实践面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涉及何为“非法证据”、认定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是什么、哪些诉讼阶段可以审查证据合法性、审查效力如何认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分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关系到能否正确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真正规范侦查行为、减少冤假错案、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