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地区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涉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真实发现与程序正当等不同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价值选择的不同，体现在不同的排除标准和重点指向上。基于不同的利益衡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大体有以下标准：一是根据是否影响证据真实性为标准，影响证据真实性的，予以排除，反之则可以采纳；二是以违法程度和侵犯公民权益性质为标准，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轻微违法、     

关于两个“证据规定”的评析

近期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规定,对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部门均对其做出高度评价并抱以极大的期望。然而这两个＂证据规定＂并非是毫无漏洞的,在一些内容上规定的不周全和不合理很可能使其最初立法目的难以得到充分实现。充分认识这两个＂证据规定＂的进步与不足,才能以其为基点,对刑事司法体系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进行系统的改革和完善。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从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根据证据理论,刑事诉讼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前两者涉及证据的内容,而合法性要求刑事诉讼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因此,证据能力对合法性的要求决定了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目前,我国规定非法证据内容的规范包括: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犯罪事由的定位——行为概念的重构和界定功能的重申

我国现行刑法中仅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在其他国家广泛承认的犯罪排除事由,例如自救、正当业务行为、同意,在刑法上并没有涉及,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自救行为、同意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①为此,笔者从我国现有对排除犯罪事由的研究出发,通过转换研究的整体思路,从以评价体系为中心的框架,变更为以评价对象为中心的框架,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构筑了中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再通过发挥该行为概念的界定功能,为排除犯罪事由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基础平台,以有力地弥补中国耦合式犯罪构成封闭性的缺陷。     

论绝对确定性和死刑

近年来死刑误判案件的披露引起了人们对如何减少此类错误的重新关注。因此，建议提高死刑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对被告人罪行确定性的研究者们一致呼吁适用高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文在第二部分列举了一些当前论证死刑案件中可以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理论．并说明这些理论是否能证明死刑案件的定罪阶段和量刑阶均应适用更高证明标准。但因为死刑案件仍相对较少．所以误判死刑案件对正当性造成的整体损害小于每年误判数以千计的非死刑案件造成的损害：2002年仅有159人被判处死刑，但2000年有近925000名成年人在州法院被判处重罪，其中45000人在审判中被定罪（其余为自己认罪）。如果在死刑案件中要求真正的绝对确定性．那么可能会因为没有陪审团成员能真正声称自己有“绝对的确定性”而导致无人会被判处死刑。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研究

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和排除规则入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

本文通过对英美两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其具体法律规定的考察,归纳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强制排除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并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采取裁量排除的立法模式.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语境下侦查讯问合法化研究——以"两个规定"的实施为视角

为了提高刑事办案质量,规范取证行为,防止冤假错案的出现,"两院三部"颁发的关于证据问题的"两个规定"于2010年7月1日起执行.侦查机关必须主动应对挑战,在侦查讯问中既要重视口供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又不搞口供至上,不搞刑讯逼供;既要重视实体公正,又要重视程序合法.严把办案质量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的若干思考

目前学界对非法证据规则的研究兴趣多集中在其产生背景、价值、发展、构建等方面，鲜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中检察监督问题加以研究探讨。本文从中国的宪政状况和实际国情出发，提出并论证建构一种“以检察机关排除为主、以审判机关排除为辅”程序，即主张确立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中的主要主体地位，并辅以相关的配套工作机制与措施，从而为确立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