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促程序性质澄清与规则修补——从督促程序制度效能不足切入

司法解释对督促程序定性模糊是督促程序制度效能低下的根源。为提高督促程序适用率,首先应澄清督促程序既不是非讼程序,也不是诉讼程序,而与略式程序具有较高适配性。在此基础上,应当以略式程序法理修补督促程序规则。如应从宽解释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督促程序可以适用财产保全、债务人异议只有构成实质性争议时才能终结督促程序,且理应为督促程序配备救济机制。     

强项令董宣

董宣,字少平,东汉陈留圉县(今河南开封杞县)人。纵观董宣七十余载人生,共历经西汉衰落、王莽改制和光武中兴三个时期,可谓跌宕起伏。董宣为官多年,曾任北海相、江夏太守以及洛阳令等职。不论身处何位,他始终以打击权贵、造福百姓为己任,对违法乱纪之徒严惩不贷,从不向权贵低头,被汉光武帝刘秀赞誉为强项令,是不可多得的治世能臣。     

我国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的公诉制度有必要通过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实行以下三项重要改革：1. 在起诉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检察机关应当尽可能使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2. 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建立此项制度有其理念、政策和现实根据。立法应当合理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范围、考察期限。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应当与当事人和解、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相结合，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3. 创建量刑建议制度。以与规范法院量刑程序相配套，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和有效辩护，提高诉讼效率和公诉能力及水平。     

从孔子的一句名言说开去

孔老夫子有句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与此意相近的还有一句：“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纵观《论语》一书，类似的话，孔子讲过若干遍。可见，在他看来，执政者自身的品行如何，对“令”能否行得通是起首要作用的。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

证明妨碍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平等原则,侵害了他人的诉讼利益,但是我国的立法和理论研究都有不足之处,亟待解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证明妨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构建我国的证明妨碍排除制度。     

浅谈预防冤假错案机制的完善——由赵作海案引发的思考

司法领域内冤案错案的出现,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并非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或案件复杂性的固有限制而出现则实在令人扼腕。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产生,是偶然,还是我国刑事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命案必破的制度是否合理,刑讯逼供的证据效力如何,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探讨和建议。     

论我国的刑讯逼供

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既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有利被告的大陆法系话语

早在古罗马刑事法中,即已存在诸多有利被告的话语.大陆法系刑法在继承与光大罗马刑事法中的有利被告理念的基础上,从程序领域到实体领域都形成了一整套有利被告的话语,具体表现为程序领域中的无罪推定与允许有利被告的再审,以及实体领域的以允许有利被告为例外的排除习惯法、新法不溯及既往与禁止类推.但是,基于对作为个人的被告人的权利认识不同,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有利被告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同.     

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多年来，只是“写在纸面上的法律”，在实践中．几乎找不到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案例。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在一起涉嫌受贿案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免予被告人刑罚．引起国内法学界高度关注。     

心理强制视角下职务犯罪审讯的应对

核心提示:即将实施的新《刑诉法》对侦查活动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规范措施,传统职务犯罪侦查审讯中存在的疲劳战、车轮战、体罚等任何身体强制行为都有悖于新《刑诉法》,所得口供都有可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职务犯罪侦查正面临着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的急速转型,但是心理强制措施的不当运用仍然难以有效规避侦查行为带来的职业风险。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挑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