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量刑程序多元化事实调查机制研究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事实的调查通常是围绕着检察机关的有罪论证展开,整体呈现为一种以公诉方为核心的事实调查机制.但在量刑事实调查的场域,由于失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约束、对被害人参与模式的偏好以及控审分离原则失灵等特点,使得由公诉方主导的一元事实调查格局在量刑程序中不复存在,辩护方、被害人以及审判者作为量...     

论我国远程作证中情态证据的程序保障——兼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与司法程序的深度融合发展,诉讼电子化正推动着人证的作证方式由传统出庭作证向远程作证转变.远程作证在便利人证直接向法庭提供言词证据的同时,对作证主体的表情、下意识反映等情态证据也产生着过滤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官对言词证据真实性的认定.为充分发挥情态证据的证据效力,有必要对远程作证制度进行改造:一是应当...     

诉讼费分担制度的实践困境与规则修正

诉讼费分担制度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发挥着分担审判成本的作用,在当事人之间则发挥着诉讼成本的调节功能.现行的以败诉方负担诉讼费为主的诉讼费分担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存在标准多样化、说理简略化、异议形式化等问题,法院对于诉讼费分担比例的认定随意性较大、救济渠道较为单一、规则落实也不到位.因此,应从统一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的实践标准、类...     

土地执法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研析

土地执法领域行政非诉执行是行政执行体系的重难点,也是行政违法监督的突破点。浙江对违法占地案件实行“裁执分离”,即以裁定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为原则,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行政机关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依法能动履职;怠于履职的,检察机关应当予以监督。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注重程序与实体并重,开展全方位监督;注重“一手托两家”,推动穿透式监督;注重释法说理,实现共赢式监督。此外,还需以穿透式监督理念为牵引,着力破解“程序空转”;以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为支撑,着力提升监督质效;以法促善治为落脚,着力助推基层治理。在此基础上,一体解决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共性问题,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情态证据在熟人醉酒强奸案件中的审查运用

醉酒型强奸案件多发于熟人之间,在行为人不认罪的情况下,仅依靠直接证据往往难以定罪,需要围绕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状态等间接证据综合分析。其中,行为人和被害人的表情、动作等细微情态,具有重要的辅助证明作用。案件审查过程中应注重对情态证据的全面分析,在保证证据合法性的前提下,审慎、客观、结合生活常情常理对情态进行评价,同时应综合多种情态进行整体分析,避免对单一情态的单一解读,以最终形成强奸案件的完整证据链条。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检察监督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是一种“二元二主体”式衔接,与治安、海关等领域的“二元一主体”式衔接明显不同,“网络+物流”、产业链延伸等使得该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尤为严峻。检察监督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然而检察监督并非监管,更非“监工”,检察机关介入也并非干预,更非“插手”,应当注重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破解检察监督困境,提高检察监督刚性,不断创新信息共享平台,从供给侧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提供更多高质量检察产品。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证明标准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为“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之规定。“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证明标准应当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符应。实现个案正义需要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学科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协作,对任何案件的判处都必须达到法定证明标准。针对是否具有索取、收受行为;是否具有上下级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财物是否价值三万元以上的案件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则需要综合全案证据,结合经验法则,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民法典》第10条“习惯”司法适用程序机制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民法典》第10条已确立习惯的法源地位,但由于习惯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抽象性,以及司法过程中对习惯进行识别、适用的程序机制尚不健全,法官往往依据自身对习惯的感知和认识进行裁判,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习惯”司法适用的进程和规范化。为打破《民法典》第10条“习惯”司法适用的困局,应于前置程序中以“习惯”的筛选、审查实现《民法典》第10条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于准入程序中以双向引入机制将“习惯”引入司法适用程序,并于后续举证程序、裁判程序、监督程序中,依“习惯”所承担之证据功能与法律依据功能之不同,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强化“习惯”司法适用的论证说理,为适用“习惯”裁判之案件的司法救济提供法律依据。     

浅议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对于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性权利以及程序正义的日益关注,但就目前来讲,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而又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为丰富我国民事证据法学理论,本文就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特征、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完善以及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等方面作浅显而有意义的探析,对司法公正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