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仅责任中的排除危害

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是我国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其中,排除危害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与损害赔偿具有的事后补救功能相比,它起着预防损害之作用。传统侵权法注重赔偿损失,在环境侵权领域应倡导排除危害之广泛适用。但是,排除危害在具体适用时,又必须对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对立的利益进行平衡。     

关于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物的排除之比较

关于非法搜查、扣押获取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历来为各国刑事证据理论所关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世界各国如英、美、德、日等是各不相同的，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一样。对此类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各国立法所持的态度根据证据的种类差异较大，但对非法取得的自白的证据能力各国一般均持否定态度。对以上述证据为线索，发现并收集的其他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在西方有“毒树之果”或“波及效”的理论。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论我国刑事案件并案诉讼制度的建构

刑事案件并案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同一诉讼阶段一并解决同一主体的多个案件或者多个主体的一个或者多个案件。为解决目前我国并案诉讼存在的功能障碍、程序牵连、权利制约、影响刑罚适用等问题,我国应当设立并案诉讼制度。作为并案诉讼适用条件核心概念的关联性,是指数个案件犯罪主体同一或者犯罪行为具有同一性、承接性、合成性或者依附性等联系。对有碍诉讼功能发挥、有碍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有碍特殊权利保护的情形,应当排除适用并案诉讼。     

证据禁止理论初探

本文以德国证据制度为视角,探讨了证据禁止理论的分类,证据使用禁止理论的功能,以及证据使用禁止的判断标准.德国的刑事诉讼反对不计代价、不问是非、不择手段的真实发现,其证据制度始终在发现真实与法治程序之间徘徊,并力图寻找两者的平衡.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分析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确立的必要性,并反思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就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和建议很有必要。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建立了相当发达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不当搜查对策体系确立的基础是国家的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正是确立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发展和完善的方向。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所获取的证据不得予以作为定性或量刑根据的法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即包括本国宪法、刑事诉论法律 ,也包括已成为缔约国的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 ,并且多数国家都认可“非法行为”的程度是以重大违法 ,或达到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程度为标志。“非法证据”的范围一般包括言词证据和部分实行证据。在“排除”适用的诉讼阶段上 ,多数国家已扩大到侦查阶段和上诉审、再审程序中。从取证主体的范围上看 ,多数国家将适用主体限定在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中 ,并未将诉讼当事人个人纳入适用此规则的主体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