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对于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性权利以及程序正义的日益关注,但就目前来讲,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而又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为丰富我国民事证据法学理论,本文就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特征、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完善以及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等方面作浅显而有意义的探析,对司法公正是有益的。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公益征收制度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判明标准

现阶段,我国公益征收的失范现象集中凸现在公共利益的泛化、虚化和绝对化方面,症结在于理论上尚未形成对征收之公共利益的统一认识,实务中仍缺乏一套可具操作性的判明标准。对于究竟何谓公共利益,如何在征收个案中判明公共利益的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回应,必须立足公益征收制度,在该制度视野中对公共利益的历史源流予以细致梳理和考量,从而发掘其内在本质与基本规律,由此确立一套系统的判明征收之公共利益的标准。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兼及一则典型个案之解析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二者都是在认识论角度论证,因此应引入价值论分析方法.国外存在客观的"排除合理怀疑"和主观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在具体界定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应当根据所要证明的罪行轻重,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辨析

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最易为人们所混淆的法律概念。在诸多国内外的有关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的文章中,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常常被混同,股东有限责任的排除适用通常被纳入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范畴,甚至将二者等同。然而,在笔者看来,正如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法人格尽管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二者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一样,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亦尽管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二者毕竟有实质的不同,将二者混淆甚至等同将导致理论和实践的混乱。本文通过相关案例对股东有限责任排除适用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关系进行辨析,之后归纳两者的关系。     

试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态度不明确，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价值取舍，必须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活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同时,遵照客观规律,创造更好条件迅速使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起来,将从总体上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增进我们的综合国力。如果措施得当,民营经济在入世后,还会通过不断的自身调整,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腾飞再造辉煌。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获取的证据——兼对证据合法性的批评

我国刑事诉讼中私人无权获取证据的做法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理论上,我国应赋予私人获取证据的权利;对私人不正当获取的证据,以权利保障为政策依据,基于私人取证与国家工作人员取证的区别,更应放宽证据能力的限制。制度设置上,实现取证主体的泛化;当证据为辩护证据时,一律容许,当证据为控诉证据时,在少数情况下予以排除;同时,毒树之果可食。     

试论民事诉讼“陷阱取证“排除规则

近年来,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倍受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笔者从价值选择和利益权衡的角度对陷阱取证方式进行分析,认为"恶意诱发型"陷阱取证方式取得的证据应当一律排除,对"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方式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采纳,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在实施陷阱取证之前有证据初步证明对方已经侵权行为或者准备实施侵权行为;(2)在实施陷阱取证之前已经运用了其他合法的收集证据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