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非法证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统一的认识。但在证据法学理论上,最终都将其归结于广义或狭义的非法证据。在现代各国,大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对我国的行政诉讼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非法证据排除之证据范围——辩方证据

根据我国2012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新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其实之前已经出台了两部证据规则,而这一次在新刑事诉讼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规定,对于程序正义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进步是有的,但是还不够完善,笔者认为关于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应该只限于控方提供的证据,而如果是辩方提供的证据,即便是非法取证,只要经过法庭核实,具备真实性,法庭就应该予以采信。排除非法证据的价值在于维护法治、捍卫人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而不是助长冤假错案的发生。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过于严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考察两大法系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持宽容态度。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非法证据排除时的价值冲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重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后冷战时期世界社会党发展与变革考量

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格局大转折的时代,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也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和变化,其曲折历程反映着国际政治思潮博弈的一个缩影.在苏东剧变20年之际,跟踪和分析这种变化对我们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山寨产品、山寨文化的知识产权考量

＂山寨产品＂、＂山寨文化＂扎根民间,迅速成长,成为一种代表复制化、模仿化的产业现象,代表平民化、娱乐化的文化现象。＂山寨产品＂、＂山寨文化＂制造者立足模仿,乐于模仿;少有创新,难有创新。它们在给人们带来实惠和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假冒伪劣和低俗恶媚。以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去考量不难解决＂山寨＂问题。     

略论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构建——以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例

同大多法律制度一样,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是"拿来主义"的产物,但对它的中国化构建却不可谓之成功。本文将讨论这一法律制度移植的情状,并以韦伯的法社会学的视角检视它的本土化构建失败的原因,力图在超越法学范畴的思想文化层面得到答案。     

刑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一、刑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原理 品格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一个人的名誉。是社会对个人在道德领域的一种评价。在证据法中．品格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它可以指一个人在其生存的社区里所享有的声誉；第二，它可以指一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方式的倾向性；第三。它还可以指一个人历史中的特定事件，如先前曾由于刑事犯罪而被判刑等。品格证据则是指证明参与诉讼的主体品德、品行好坏的证据。对于品格证据是否能够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以及最终是否可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使用等问题，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认为，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和或然的。并且带有很大的偏见性影响，会对客观认定案件事实产生障碍.     

铸证据基石，促司法公正

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日前，“两院三部”联合制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作出详细规定，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健全完善。这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对保证刑事案件办案质量，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准确惩罚犯罪，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两个《规定》亮点甚多，择其要者，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细节中的决策考量

11月底的澳大利亚正值初夏季节，气候少雨干燥，我随考察团来到西澳首府珀斯市。公务劳顿之后，接待单位盛情邀请我们到海湾捕捞螃蟹放松一下。大家一听兴致很高，驱车到了一个叫曼角的小镇。小镇的公路沿海而建，一侧是居民两层或三层的住房．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