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TR D17530位点多态性在亲子鉴定中的应用

运用微量热启动PCR技术,对20例正常家系的遗传学分析,证实D17530位点的遗传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表现为简单的共显性遗传。同时,对100例亲子鉴定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证明D17S30位．在多态性可应用于我国法医学亲子鉴定。根据D17S30位点基因频率估算的排除概率（74．04％）与其实际排除能力（80．00％）无显著差异。在15倒排除亲子关系的案例中,有2例由D17S30位点单独取得排除证据。D17S30位点是法医学上有重要意义的遗传学标记,可用于亲子鉴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一直是公检法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面临的三大困境。规则的内在缺陷造成"界定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司法解释、加强案例指导。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造成"证明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制度的实施。司法观念陈旧、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基点的混淆、法院不独立、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造成"排除难",破解出路重在培育正当程序和证据裁判理念、加强司法体制保障。界定难和证明难也直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要破解"三难",观念革新是基础,体制优化是前提,制度完善是核心。     

风险社会刑法法益的考量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之所以被纳入刑法研究视野,根本在于风险对法益可能造成威胁。在风险社会中,刑法法益有了新的发展动向:法益精神化获得新的发展契机,超个人法益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生态法益的独立地位得以提升。法益理论发生变化,与法益理论紧密联系的以犯罪类型、违法性根据、罪责原则、刑罚目的等为主要内容的刑法理论体系亦需要随之作出相应调整。为应对风险、保护刑法法益,有必要厘正风险,以规范刑法法益的逻辑起点;容许具有社会有用性的风险存在,以恪守法益保护原则;通过法益衡量,厘清为规避风险而造成的法益冲突。     

契约正义,历史行进中的内涵变迁

詹姆斯·高得利所著《现代契约理论的哲学起源》一书可谓当代契约法论著中难得的一本佳作,书中运用大量古典与现代材料深刻分析了现代契约法理论的哲学起源和演变发展脉络.研习全书不难发现,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素材所呈现的对契约理论的哲学探讨,其实都是围绕着契约正义而展开.可以说,契约正义一直是贯穿整个历史进程中对契约理论建构的唯一考量因素,也是契约法得以续造的基础.     

论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之成因——从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切入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庭前会议制度功能失范的主要表现为:解决程序争议的功能失灵,组织庭前准备的功能失范,提高诉讼效益的功能也难以发挥.跳出庭前会议程序失灵的表象后,“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何以发生”成为了重要问题.目前看来,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缺失是该程序功能失范的主要成因.其间的因果律为:决定的效力缺失,使程序争议拖延至一审庭审,对合议庭和被告人参与未形成有效激励,并导致当事人失去了救济方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告别“没有结论的裁判”.     

研判刑事证据法实践脉动的新样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中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79号),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80号)和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聚焦解析被告人“零口供”案件、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合理怀疑的理解和适用等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刑事证据问题,指导检察官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全面、客观地收集间接证据,运用间接证据构建科学、合理的证明体系;准确界定合理怀疑,明确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的一元化,即证据确实、充分,并在界定合理怀疑内涵时去个人化,以提升指控质效。3个案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有助于破除口供依赖痼疾、践行证据裁判理念,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监狱信息化建设价值取向模式与操作支点考量

监狱信息化建设既是国家法制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又是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监狱的性质和职能而言,促进其安全稳定、提高改造质量,是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根本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狱的信息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应当确立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基本模式。其价值追求的操作支点,应放在确保安全稳定、提高改造质量、服务和谐社会,实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成全事、不出事”等关键选择上。     

对城管执法人员的伦理考量——基于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文章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针对社会上频繁出现的城管执法人员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对城管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研究来考量他们的行政伦理。主要通过对城管执法的目的,以及采取的方式的合理性这两方面着手来论证行政伦理对他们的重要性,这两方面要求着城管执法人员必须要注意他们的行政行为所带有的行政伦理。     

合同撤销权的限制与排除问题研究

本文采用比较法的方法 ,就合同撤销权的限制与解除问题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 ,误解方对此有重大过失时不享有合同撤销权 ;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只有此种显失公平是相对人乘人之危的结果时 ,不利益的一方才享有合同撤销权 ;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胁迫行为 ,只有在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情事时 ,受欺诈、受胁迫方才享有合同撤销权。撤销权的主体一旦行使了合同变更权 ,即丧失了合同撤销权 ,合同变更权是适用于双方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 ,至于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 ,受害方不享有合同变更权 ;基于共同行为所签订的协议如合伙合同、合资合同等 ,原则上不存在合同撤销权 ;当可撤销权合同又具有无效原因时 ,仍可行使合同撤销权 ;合同撤销权与瑕疵担保请求权可以竞合 ,但只能择一行使 ;合同撤销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并存 ,并不相互排斥等。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

制约非法证据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我国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态度不明确。必须完善有关立法 ,并建立证据的庭审前审查等有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