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权许可的私法效力

<正>在水法中,公法与私法规范双管齐下,共同调整水的使用法律关系。与一般的用益物权相比,水权的取得一般须经过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是一种公法行为,但其除了具有公法效果外,还具有一定的私法效果,通过许可,被许可人可以获得类似于用益物权的地位,即水权,有学者将其归类为准物权。〔1〕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许可本身具有哪些私法效力?如第三人可否对被许可的设备以及使用行为主张妨害排除请求权或妨害防止请求权?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本文从"刑讯逼供少年认罪协调批捕一错再错"案例出发,分析刑讯逼供是对程序公正的漠视和对司法权威的破坏。当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案越积越多时,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学说现状作以介绍,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进行完善,以期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减少冤假错案,为构建和谐法治创造良好的环境。     

中国古代排除犯罪性事由的法律规定

各国现代刑法都有对一些行为虽合乎犯罪构成要件 ,但有排除违法性根据的事由 ,而不必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如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照法令等等。我国古代封建法律虽没有此类概念的明确规定和系统阐述 ,但各朝立法都有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规定 ,发展到清朝更有了明文规定。这些刑法规定无不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专制主义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面对当前国情,应当设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告知程序,提高侦查水平,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机制,正确处理适用这些原则可能出现的问题。     

“非法证据”庭审中排除的局限性

非法证据的问题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近些年在刑事诉讼法学界引起了热烈的探讨。过去实践中一般在庭审中对非法证据问题进行排除审查,这面临诸多障碍。新《刑事诉讼法》中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为庭前排除非法证据创造了条件,相关司法解释也对司法实践之操作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中国实践之路指出了道路。本文在新的立法背景下立足我国司法国情,对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试探索解决我国司法实践程序困境之路,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朝着文明与法治的方向迈进。     

论对网络舆论不当干预刑事司法的抑制——以比较法为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很多刑事案件备受网络舆论关注，网络舆论在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的同时，也给司法权的运行带来了不能小视的冲击。如何规制网络舆论，引导其正向发展，防止对刑事司法产生不当干预。成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二审的若干证据法问题评析

在章国锡受贿案的二审中,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还有其它几个证据法问题值得进行研判。对于检察机关一审故意不提交的证据,在特定情形下可予以失权制裁;对于因疏忽或客观原因而未能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原则上允许在二审提交,但也有一些例外。在一、二审过程中,对于检察机关来回变更证据形式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尤其要限制从最优证据形式变更为次级证据形式。在控方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应妥善履行调查义务,只有在进行必要的调查之后依然无法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心证时,方可按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能否被采用为定案根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实践中也会遇到种种困难。本文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及实践中的困境入手。提出了构建我国合理的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设想，以期有利于该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卞建林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说，学界通常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派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仍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