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论民事诉讼证明中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在民事审判中的良好运用,对于判断认定案件事实,定纷止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正确有效地把握事实推定的适用务件,才能更好地运用这一规则.     

刑事推定与被告人的抗辩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推定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控方证明的难度。对案件适用推定不是有罪推定 ,而恰恰与无罪推定原则具有相容性。推定具有可反驳性 ,被告要推翻控方的推定必须要提出证据证明 ,承担抗辩责任。此种抗辩责任与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不是一个概念。     

《物权法》占有制度三题

今年3月16日,制定过程一波三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终于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物权法》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物权法律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进程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疑点留待理论和实务进一步澄清。该法对占有制度的规定恰可为证:一方面,该法第一次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对占有制度作出了专门规定,而且辟出单独一编即第五编以统辖之,在体例编排     

事实不证自明-突破医疗损害诉讼证明困境的另一视角

事实不证自明是英美法系用于证明侵权方存在主观过错的证明规则。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案件规避诉答排除规则的便利,同时减轻了当事人的证明负担。在医疗纠纷的证明过程中,事实不证自明通过转换证明对象的方法减轻了证明难度,并对因果关系和侵害行为的证明产生间接的影响。我国法律在借鉴这一原则时,应当将其效力界定为一种可以反驳的推定,并适当放宽其适用条件。     

刑事“幽灵抗辩”的诉讼应对

基于法律意识的提升、举证责任的加重、律师辩护的介入、看守所的交叉感染等诸多原因,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对其是否在明知系违法的情况下仍实施不法行为,因而涉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行各种难以查证的辩解,即所谓的“幽灵抗辩”,企图逃避刑罚追究.对此,必须从办案实际出发,通过合理利用刑事推定,严密取证方向,正确适用附条件逮捕措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保证依法准确打击犯罪.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实在的被害人承诺和推定的被害人承诺的本质区别即现实的承诺行为是否存在。学界关于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有紧急避险说、无因管理说、允许危险说等学说。推定承诺有为被害人利益和为他人利益的推定承诺之分。推定承诺的有效要件主要包括:共同性要件、补充性情形、为被害人利益意思、行为所造成损害具有社会的相当性。     

主观诚信概念在中国民法理论中的地位——答王立争先生《“主观诚信说”若干观点质疑》一文

主观诚信概念从意大利被引入中国,从该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国人对它的态度可以看出,该概念已被国人接受。反对主观诚信概念的观点主要以主观诚信不复为取得时效要件论、取得时效制度消亡论、主观诚信与善意不相干论为其理论依据,但这三个理论依据都是不能成立的。取得时效制度并未丧失其生命力,主观诚信概念依然具有活力。     

盗窃罪相关问题研究

盗窃罪是一种古老的自然犯罪,尽管普通大众对其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司法领域,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关于该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论依然存在。当年的"许霆案"、"梁丽捡金案",就曾经因此引发过众说纷纭的大讨论,轰动一时。本文试从犯罪构成的要件入手,通过对盗窃罪的深刻剖析,探讨该罪与其他罪的区别,以期在该罪的司法适用上抛砖引玉。     

欺骗他人抛弃拾得物后趁机占有的行为定性

正[案情]2012年8月11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苏某与同村村民陈某一起从集市回村,陈某在回村的路边捡到一块重达288.70克的玉石。陈某对玉石知识一无所知,知道被告人苏某对玉石颇有研究,就让被告人苏某帮忙看看自己捡到的是什么石头,被告人苏某看后意识到这很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