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第三人转让中的不动产的司法处理——杨海光诉郑昌常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在不动产执行异议诉讼中,严格坚持物权登记主义,按照过户登记作为所有权转移标准,有时对善意购买人有失公平。应当实质审查购买人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若符合,则应当停止执行,以保护交易安全。     

从诉讼法视角论共同危险行为之构成要件与免责事由——以《侵权责任法》第10条为中心

本文以《侵权责任法》第10条条文为中心,从民事诉讼法学原理出发,结合民法解释学相关方法,就诉讼实践所要解决之共同危险行为之构成要件与免责事由进行了梳理。笔者认为,应根据共同危险行为所涉不同归责原则识别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加害人不明不应作为客观构成要件,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制度的原理出发,应当采用因果关系排除说作为行为人的免责事由。     

刑事推定证明方法在犯罪数额认定中的运用——以冯某等三人职务侵占案为例

[基本案情]冯某、邓某、肖某某等三人系成都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水泥灌装车车队队长、组长,自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期间,冯某等三人指使车队在加油站给车辆加满柴油后,即将车辆开至某指定地点,由事先联系好的收购人将油箱内柴油抽取倒卖,如此作案长达数月之久。后公司发现车队柴油用量异常,即报警,公安机关经侦查,于2012年7月13日,在冯某     

论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之限制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平衡权利人之静态保护和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之动态保护的杠杆,在民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该制度呈现出相应扩大适用的趋向,但扩展适用不得违背该制度的本旨,理应在诸多方面给予限制,本文拟从客体适用和构成要件这两个方面论述应予以限制的具体内容。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要件的认定上,理论界存在着不作为说、持有说以及混合行为说。这三种学说均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且难以解决现有问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视为一种立法推定的犯罪类型,而不像其他犯罪一样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内容,并从犯罪的立法推定视角出发,将说明来源条款理解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正当化事由,而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或许是解决本罪客观要件认定面临现实司法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通道。     

滥用银行卡的刑事责任

利用柜员机故障取款,成立盗窃罪;恶意透支成立针对财产性利益的三角诈骗;存款名义人对存款不具有实质性权利而擅自处分存款的,可能成立盗窃、诈骗罪;错误汇款的收款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处分存款的,成立侵占罪;利用捡拾的银行卡取现、转账、刷卡消费的,成立盗窃罪或信用卡诈骗罪,但利用遗忘在柜员机中的银行卡取现、转账的,属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成立盗窃罪;事后参与使用盗窃的银行卡,在信用卡诈骗罪或者盗窃罪范围内成立共犯;抢劫银行卡未使用的,只有抢劫行为本身致人轻微伤或者轻伤以上,才成立抢劫罪,与事后使用行为构成的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并罚;骗取信用卡并使用是否成立诈骗罪,取决于财产处分意思的内容,超出处分意思范围的,另外成立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     

占有性质的法律阐释

占有源于人类追逐利益的本能。法益是法律对利益平衡的产物 ,亦是诞生私权的母体 ,在条件具备时可转化为私权。占有的法律性质不是事实 ,而是法益。我国民法中的占有应定性为法益 ,其并不具备转化为权利的条件     

让与担保性质研究

让与担保之设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不断涌现,很有深入研究之必要。在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中,所有权构成说的本质在于区分法律上的所有权与经济上的所有权,而担保权构成说的本质是将非典型担保典型化。附解除条件说(期待权说)仍是建立在所有权构成论之基础上。我国大陆地区让与担保制度的构建应基于其物权性质的属性以期待权说为理论基础,扬弃他国及地区的相关经验成果,妥善进行立法规制,以实现学理上的周延、满足实务的需求。     

“幽灵抗辩”问题研究

幽灵抗辩是刑事诉讼法中特有的概念,也是一种法定证据。幽灵抗辩只是对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一种抗辩理由的模糊描述,并没有法定的概念界定。它经常与证明责任联系在一起,即由谁来承担这种抗辩主张的举证责任。在实践中对这种抗辩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大难题。由于两大法系诉讼模式的不同使得在幽灵抗辩中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同。在我国,这种证明责任一般由控方来承担。鉴于幽灵抗辩的性质,由控方来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控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此框架下,我们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查证方式来减轻控方的举证责任。     

表见代理认定路径新论——以“客观说”立场上的过错推定为视角

将客观说思维下的推定过错方法运用于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过错的认定,不仅使制度本身更符合现实,也使法官在个案中更接近于实体正义,又在顾全善意相对人举证困境的同时提高了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应当成为我国未来表见代理立法中值得考虑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