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

《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尽管善意要件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证明该要件是完全可能的。立法论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试析审判实务中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兼论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关系

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分属于证明方法规范和证明责任规范,两者的适用在逻辑上分处于不同阶段,不可一概而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避免了举证责任的承担(无论举证责任是正置或倒置).关于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认定,在审判实务中,虽然我国立法没有明确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但人民法院已肯定了对该原则的适用;且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并非倒置、由加害人一人承担,而是由受害人与加害人共同承担.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范围的确定

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范围的界定上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的宏观范围界定问题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的微观范围界定问题.集体土地有权客体宏观范围的确定应遵循历史延续原则,并彻底贯彻《宪法》所确立的农村与城市郊区范围内集体土地所有权推定原则.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微观范围界定上,历史上形成的村集体所有、村内集体(村民小组)所有与乡(镇)集体所有之间的界分应当继续坚持与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集体支配边界应当继续维护.     

送达方式的完善——《示范法》与中国仲裁规则比较

仲裁文件的送达是顺利进行仲裁程序的基础,关系着其他仲裁程序的启动,对仲裁庭和当事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送达方式的规定,《示范法》中的送达规定与我国仲裁实践是有一定出入的,我国的应完善和统一送达方式的规定,与国际接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推定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推定制度是一项打击腐败犯罪的有力措施,属于针对缔约国的强制性要求。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应当履行条约义务,在刑法中确立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推定制度,适当降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故意、明知、非法占有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以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论严格责任的严格程度

严格责任到底有多严格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最麻烦的问题”。本文所论述的严格责任是广义的严格责任,绝对责任是其中程度最严格的责任形式,它的适用不受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过的限制。但是现代各国为了缓和其严格程度,采用不同的方式限制严格责任的适用,在适用时需要不同程度地考虑被告人主观心态对定罪的影响,这是一种受限制的严格责任。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原则,但对醉酒的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及持有型犯罪、刑法中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罪过不明确的犯罪、结果加重犯上的相关规定和做法,却难以用罪过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出严格责任的适用。     

简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逻辑困境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存在巨大的逻辑困境,其第（一）项规定与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是不相容的,导致法条在表述时无法选取合适的词语来对该三项规定进行统辖。该条在“有下列情形”和“因下列情形”、“推定”和“认定”的使用上未加区别,也体现出对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欠缺。因此,应当将它们分开规定,以避免在法律适用上和认识上的混乱。     

对拾得物无因管理的占有是有权占有

通说认为拾得人对遗失物的占有为无权占有。实际上,对遗失物的占有存在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两种情况。若拾得人对遗失物进行了无因管理,由此发生的占有不属于恶意占有,也不属于善意占有,而是有权占有,存在本权和法定占有媒介关系。将对遗失物进行无因管理而占有认定为有权占有,具有明晰规则适用等意义。     

论刑事诉讼中推定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刑事司法领域所涉及的利益较为重大,但推定仍然有适用的空间。证明责任的分配并非全部是由推定引起,但是推定在诉讼中通常会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产生影响。不可反驳的推定将产生证明责任的免除效果;可反驳的推定中法律推定将引起举证责任倒置;事实推定则引起举证责任的转移。     

论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分配

探讨医疗损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渊源和价值,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举证责任进行分析,该法明确了医患双方承担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