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定被害人承诺之成立要件分析

在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承诺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对被害人承诺之特殊形式——推定承诺进行阐述,主要明确推定承诺存在的要件。基于推定承诺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被害人现实的承诺,则其成立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成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     

推定在毒品犯罪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推定的实质是降低证明标准,即将定罪标准由"排除合理怀疑",降低为"优势证明",即"更大的可能性"的证明。推定是解决毒品案件真实情况证明困难时的诉讼手段,同时能够达到诉讼经济和贯彻刑事政策的作用。     

帮信罪中“明知”的阶层试认定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表现的主观上的“可能知道”,要进行合理的法律评价,分情况推定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中规定的“明知”。在处理案件时,要以一个社会理性人的角度去分析案件,只有当行为人对于知晓被帮助人会犯罪的可能达到一种高度盖然性的时候,才能推定为“明知”进而追究其责任。反之,则不能随意给行为人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否则会扩大该罪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对犯罪的精准打击。法律工作者在实际推定“明知”时要分三步走,逐步递进,不可完全凭借主观感受去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常理裁判的实践面向及规范应用

作为实践理性的典型,常理在司法裁判中发挥着重要的方法论作用,分别作为法律解释依据、事实推理前提以及说理论证资源而存在,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应用图景。由于常理自身在裁判效力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以及常理面临复杂的个案具体化任务等原因,导致法官在运用常理进行解释、推理、说理的过程中,就容易陷入“单独适用”“用而不释”“释而不清”等常理裁判的误区。为了实现常理裁判的规范应用,应当坚持常理认定的场景化原则,不宜将其视为法源,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常理在推理结构中的依附性,围绕法条和事实释放常理的裁判价值,尤其是要明确常理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边界,为法官拒绝常理提供理论支持。     

证明困难视阈下的事实认定与刑事推定

从法律效果上看,刑事推定实际具有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功能。以“主观罪责型”推定与“证明责任型”推定为例,前者改变了构成要件中主观罪责的证明方式,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将有限的举证责任转由被告人承担,使其成为刑事推定的不利方。为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实现刑事推定所预想的制度目标,不但需要对其基础事实之内容予以严格限定,突出其法定性与可证明性,而且需要明确推定事实与裁判事实之间的合理界分,强调事实认定者的心证对推定结果的可能影响,并在适用前提上,仅将刑事推定作为证明困难处境下的末位选择加以使用,在作用范围方面可将其适当扩大至定罪外的部分量刑情节。在立法选择上,考虑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刑事立法应当对刑事推定保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态度,尽量减少其创设及适用。     

电子签名举证与责任推定

电子签名法对可靠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电子签名人与认证者的责任及过错承担做了原则规定,但对相关电子签名如何举证、签名依赖方等相关方的过错责任及各方无过错后果如何承担,出现损失后如何能确保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得到补偿等没有涉及,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以期对具体的司法实践掌握有所裨益.     

间接占有制度的功能

间接占有制度源于德国,它实际上是罗马法与日耳曼法两种不同占有观念融合的产物。间接占有制度的目的和功能:一是对间接占有人提供占有法上的保护;二是便于物权的取得。我国目前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应采纳这一制度,并作出相应的立法设计。     

定案方法的逻辑基础

裁判者运用证据认定案情时会采用多种方法,其中事实推理与事实推定是最为重要的两种,而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逻辑学的方法论指导.事实推理主要运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模糊推理与概率推理等逻辑推理方法;而事实推定的逻辑依据在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存在着近似于充分条件逻辑关系的常态联系.事实推定属于或然性推理的范畴.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证明简化及其限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发量激增,主要源于网络黑产全链条打击的司法政策、对“明知”的扩张解释以及认罪认罚案件的效率导向,这联合指向定罪证明的简化,认清“证明简化”需实体与程序一体化分析。本罪的“明知”应平义解释为“知道”,不能为降低证明难度而将“应当知道”作为下限。关于“明知”的证明,以经验为中介的推定方法不可避免,但“推定”系司法证明中断,具有突破法定证明标准的风险,为区隔有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程度及证明标准、被告人“经验抗辩”机会、认罪认罚案件的自愿性审查均不能简化。基于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本罪的适用应坚持共犯从属性而不能简化为“非共犯”,第287条之二属于帮助犯的特殊定罪量刑规则,“帮助之帮助”因与正犯缺少密接性而不可罚,本罪不应成为违反行业管理规定的兜底罪名。     

我国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新论

取得时效制度是传统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价值分析即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和客体范围的探讨说明其在我国民法上亦有一定的适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