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遂犯的处罚依据

犯罪未得逞,实际上就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没有发生刑法分则所要求的侵害结果。然而,各国刑法对于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形几乎都犯罪化了,这就涉及到处罚未遂犯的依据问题。旧派主张以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的现实危险为依据,而新派则认为犯罪行为所征表出的危险人格是处罚未遂犯的依据。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主观罪过是处罚未遂犯的唯一依据。     

刑事推定与犯罪认定

推定与证明并列为认定犯罪的两种方法，由于推定天然的缺陷、刑事诉讼有别于民事诉讼的特有职能及我国的诉讼模式等，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运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运用推定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一定的条件。正确界定推定与推理、推论、司法认知、举证简化之间的区别，对国外有关推定方面的规定应立足我国国情，慎加分析甄别，不可照抄照搬。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不承认严格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对其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学界由于对严格责任的含义及性质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故而在如何评价以及是否借鉴国外严格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并不是罪过责任的对立物，其本质在于免除起诉方证明被告人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我国刑法中不但具有严格责任存在的合理性，也有严格责任的实际存在。     

客观的超过要素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的一些条文的规定存在着令人困惑的罪过疑难问题,即一个法律条文规定的一个具体罪名的罪过形式既有故意又有过失。具体讲,就是在这些条文所规定的犯罪中,行为人明显出于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刑法明文要求发生的结果却不是出于故意,而且法定刑一般都比较低。储槐植、杨书文先生提出复合罪过形式的学说,张明楷先生则提出客观的超过要素的概念,都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相比较而言,客观的超过要素说较为符合实际,具有较高理论及立法价值,但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

推定是证据法的重要制度，它对于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和解决证明中的困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有必要在民事诉讼中加强推定制度的适用     

论我国侦查制度中的公民人格权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犯罪嫌疑人人格权保障,体现在对防御性权利、推定性权利的规定。防御性权利指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权、控告权、辩解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等等具体权利;推定性权利以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法律义务形式而存在,包括可能影响公正办案人员应自行回避、办案人员必须实事求是、严格拘留逮捕手续、严禁刑讯逼供等等规定。     

防卫过当罪过研究

刑法第20条第2款中的"明显"不应仅从客观层面来理解,也应关注其主观心理方面,这是动态分析防卫行为过程的必然结论,因此"明显"涵括行为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的情形。从期待可能性理论角度考察,刑法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将原来疏忽大意过失心理支配下的防卫过当行为归入现在的正当防卫的范畴。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应是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     

刑事诉讼证明中事实推定之运用

事实推定都是有基础事实的推定,都是可反驳的推定。事实推定同利用证据进行证明一样,是诉讼证明的一种方法。事实推定可以降低证明的难度,可以有效打击犯罪。对主观方面(如故意、明知、目的等)的证明可以使用事实推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某行为的证明也可以使用事实推定。对事实推定的反驳不宜规定过高的标准,只要有合理的可能性即可。事实推定的运用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和程序。该程序应当保证被推定人的知情权,为被推定人提供充分反驳的机会。     

拟制自认非漠视自认

拟制自认和默示自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在性质、法理基础、考量要素和确定性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2款缺乏拟制的“政策”基础,更接近于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上的推定,从实效角度将其视为默示自认更利于当事人之权利保障。     

浅析我国婚姻损害赔偿制度

修订后的《婚姻法》确定了损害赔偿制度,规定了损害赔偿的内容。在现实条件下,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将婚外性行为纳入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范畴,将更加有利于追究过错方的责任,也更加合乎婚姻立法精神和我国的婚姻家庭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