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处罚发展趋势探析

现行环境行政处罚从具体措施到体系构成均有不合理之处,难以抑制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增强环境行政处罚的力度,实行处罚的"两罚制",理顺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刑法的衔接将是环境行政处罚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关于许可证贸易合同计价的思考

在许可证贸易中,价格工作是合同谈判的重要环节,对能否多快好省地完成技术引进或输出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下面就技术计价应考虑的因素及价格组成谈点初浅看法,并推荐几种计价的经验公式,供参考。 一、技术合同议价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既技术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它作为商品的效用体现在实施以后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那么,技术的价格应当首先取决于实施技术的预期效益。如果说,社会平均劳动是一般物质形态商品价格的主要尺     

试论道德均衡对道德人格的形塑作用

道德生活世界表现为各种道德力量的冲突与制衡,其调和与秩序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各种道德力量在相互妥协与不断博弈,以期达到一种道德均衡状态。所以道德均衡的核心在于道德力量的制限,而人格塑造的前提也是道德制限,主体的道德均衡自然造就限制下的道德人格。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终结

日本自民党自成立后一直把持日本执政地位,并一度被称为“万年执政党“.这种由自民党一直把持政权的体制被称为“一党优位制“.在自民党领导下,日本创造了“日本模式“,国力空前强大,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派阀纷争、金权政治、腐败、一党独大等,使日本国民丧失了对自民党的信任.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标志着日本政党体制由“一党优位制“向多党竞争体制转变.     

“政绩魔方”解

曾几何时，一些地方只是简单地用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评判领导干部能力的大小、政绩的优劣，出政绩不与讲政德并重，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开始变味了，大量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的献礼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首长工程、请赏工程、迎检工程可谓泛滥成灾。20O1年8月，北京市在公开选拔副局级领导干部的考试中，就有《论“政绩靠炒”》 这样一道作文题，说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已是多么的迫切和必要。由于炒作出政绩，统计数字、表面文章无所不炒，人们干脆把干部考核     

九成民办高校建立起党组织

潜规则是相对于“明”或“显”规则而言的．它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是一些人私下遵守、心知肚明的官场陋规，是换届工作中的巨大隐患。其危害有三：一是软化约束。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表面上高喊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可暗地里，凡向他进贡的干部都被安排当上了书记、局长等。在马德一类人那里。“任人唯贤”敌不过“任人唯钱”这一潜规则，致使党的干部政策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雇员制：“双刃剑”能否激活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产生的动因:一是建立“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需要;二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的需要;三是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我国雇员制有三种模式:即吉林模式、珠海模式和深圳模式。这三种模式对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冲击:首先,它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与稳定性,增强了政府雇佣关系的弹性;其次,改变公务员管理的“规则控制”,实现了工作考评的“结果取向”;再次,它改变了公务员的“通才性质”,实现了“技术精英”管理。若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监管和行政体制改革配套而行,“政府雇员制”可能呈现“双刃剑”效应,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同时并存。因此,在推行“政府雇员制”时应着力解决:制度创新与制度连续性问题;政府职位“公共性”与雇员“自利性”结合的问题;政府与雇员双方与权利规范问题等。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我国立法冲突浅析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国内立法数量日益增多。立法冲突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试论美国公司法向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的历史性演变

美国公司法在建国后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从特许制走向了一般公司法 ,从视公司为人造之物转而承认它为自然实体 ,并在 19世纪和 2 0世纪之交经历了各州“竞相降低门槛”所做的修改 ,终于完成了向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的历史性演变。这一演变是美国公司历史作用发生变化的产物。它不仅奠定了现代美国公司法的基础 ,而且适应了现代大企业崛起和管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在政府干预日益加强的今天仍然为美国公司的活动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法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