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范式的危机: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整

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合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方法来评价法律权利的不同分配所带来的一致性和效率,其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有关原理,包括“普通法的效率假说”及其中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主流法律经济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缺乏对政治过程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忽视了政治过程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法律决策中的重要影响。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应当建构一种“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范式”。     

科学发展观意识形态特性探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已经由一个政策型的理论观点，上升成为对我们党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原理，上升成为一个战略性的理论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重大转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实现了重大丰富和发展，不仅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有其鲜明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科学发展观显示出极强的生机和活力。     

人的发展:制度变革的价值目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制度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面作用,但其积极的作用是最根本的。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发展要求制度变革要注意以下关系: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效率与公平;社会和谐与个人自由发展;自由与秩序;稳定性与变动性。     

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应遵守比例原则——兼论相关检察监督

刑事强制措施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措施长期以来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但法律有关强制措施强度及其适用的规定存在着明显不足,客观上导致其在实践中被不正确适用甚至滥用。引进比例原则,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加以合理限制,使其与被追诉人适用的刑罚相谐调,有利于其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合理效能。     

文化创意之都：新北京的新理想

在文化色彩异常浓厚的北京,2006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新年钟声敲响后不久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文化中心”这个与北京形影相随的附加语,不再像往常一样被习惯性地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热度极高的新名词:文化创意产业。当年11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又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35项优惠措施项项都是“真金白银”。     

从日本犯罪预防的成就看文化的犯罪预防作用

集体主义价值趋向,羞耻感,家庭伦理与教育的传统,正是这些看似与犯罪预防不相关的文化因素,与有效的司法机制相结合,促成了日本社会低犯罪率成就。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犯罪预防的理论与实践既不能脱离文化传统,也不能忽视文化传统的作用。     

试析俄罗斯课程内容和评价手段的变化

当前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国家教育标准的施行，这直接影响了课程内容和评价手段的变化。本文就此阐释了三方面的内容：俄罗斯课程内容和评价手段更新的目标指向；课程内容和评价手段的更新；课程内容和评价手段更新的实施难度。     

刘少奇谈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

1939年7月8日，刚由北方局调回至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欣然接受了时任党的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和延安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为该学院开设的党的建设课程讲一课。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对党的生活的观察，讲了共产党员修养的问题。这次讲演非常成功，受到了学员的热烈欢迎。张闻天认为刘少奇所讲的内容，是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请刘少奇整理成文，在他主编的《解放》周刊发表。刘少奇遂将讲演稿修改整理出来，并报请毛泽东审阅后，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在《解放》周刊分三次连载。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一本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道德经，是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     

以文化力推动经济力

打造高品位企业文化，构建和谐发展的新型企业，是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核心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培育和谐的文化理念，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形成和谐的发展氛围，从而达到以文化力推动经济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企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与企业、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监督之剑

从1986年开始酝酿，历经20载磨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期待，于2006年8月27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顺利表决通过，监督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保证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加强监督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