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法治意义

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人权渊源于西方悠久的以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为代表的普世主义,以及启蒙运动以降所形成的权利思想史,其展现了人权的历史悠久性、内容的层次性和进步性。而以塞缪尔·莫恩为代表的学者反驳了这种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提出了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作为全球道德诉求与乌托邦愿景的人权实际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呈现了全球层面人权起源之晚近性、成因复杂性和乌托邦属性。这两种人权的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暗合之处。尽管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呈现了法治的普遍性认同之内在价值逻辑,为思考全球法治难题提供了价值论意义上的理论视角,为重思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不过,这种法治意义受限于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在人权的道德性与政治性之间的逻辑张力。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深入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统战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能够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信心,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发展和国际机制的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充分发挥大国外交特色,利用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等方式,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上海治理70年:从民主建政到“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进程与线路

70年上海城市治理史,是一部城市体制改革史。新中国成立,上海即开启了城市治理历程,接管结束后基层政权建设中建立起135个办事处。从"冬防办事处"到"派出人员办事处"再到"区人民政府办事处",街道成为基层治理最前沿。20世纪80年代城市体制矛盾凸现,上海开始新一轮体制探索。1987年制定并实施《街道办事处工作暂行条例》,强化基层治理。1994年对街道体制作出新的调整。2015年发布"1+6"配套文件,成为新时代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2020年颁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70年上海城市治理夯实了超大型城市迈向未来的基础,开辟了"卓越的全球城市"治理的新阶段。夯实基础基层、重视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贯穿上海70年城市治理的一条主线。     

新冠疫情之下的全球民粹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发展,其造成的社会后果会越来越深远广泛,而这些都可以说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条件。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在迅速复杂化。如果一些国家的疫情状况,尤其是主要国家的疫情持续或恶化而难以控制,延续时间较长,经济社会代价很高,那么民粹主义在全球不同地方崛起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大。     

全球海洋治理的软法之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海洋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日趋严峻,现行以国际硬法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而海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得无论是修改现行的硬法抑或是出台新的硬法都难以一蹴而就。国际软法凭借更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软法缺乏强制约束力,其在实践中存在权威性不足、加深集体行动困境以及加剧现有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局限。为充分发挥国际软法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包括努力提升国际软法制定的正当性、合理设定国际软法遵守的奖惩制度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软法与硬法的衔接适用。作为正在迈向建设海洋强国征程的新兴大国,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软法的制定,积极利用与搭建助推国际软法发展的话语平台,科学选择国际软法介入的治理领域,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全球发展倡议”与中非发展合作

全球发展格局面临发展知识、发展关系、发展体制整体重构的趋向。基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全球发展倡议”丰富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为发展中世界提供一份“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这一倡议在非洲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中非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在发展领域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中非之间的合作也具有鲜明的发展取向,中国将促进非洲地区的长远发展与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密切结合在一起。倡议聚焦阶段性的发展任务和发展挑战,八大重点领域在中非关系中都有体现。在疫情冲击下,非洲的发展问题尖锐,这对中国和倡议本身都提出了重大挑战。     

“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建设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国际发展合作倡议。虽然两者分别自成一体,各有侧重,合作方向和重点各有聚焦,但两者同是在全球发展事业出现危机时应运而生,同为开放、包容性的发展合作平台和国际发展公共产品,在发展主体、立足根本和致力目标的演进逻辑上具有紧密关联和一致性,深刻体现了中国新发展观。两者在推出时间上的差序,使得“一带一路”可以视为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则可以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的驱动力和行动导向。两者可以在合作机制共通、发展融资共享、发展伙伴共建三个方面实现协同增效。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从多极化趋势向多极格局确立转型的关键期,并处于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之前夜。权力对比与平衡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意外”事件及其国际应对在量变向质变转换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推动形成基本稳定、相对平衡的国际新格局需要多轮反复的冲击变化和与之相伴的战略运筹以及理论反思、创新,多极格局观反映了非西方群体对强权政治的否定和对公正政治的追求,代表了新国际格局观的发展方向。国际格局与全球治理互为因果,并具有多维和双向作用。在国际格局关键转折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涉及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治理机制的建设路径、各种方案间的交流磨合等。发展中国家将自近代以来首次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全面和重要的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促进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