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类型分析

利用手机短信进行诈骗已成为一种新的诈骗犯罪类型。手机短信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向手机用户发送虚假信息,以骗取手机用户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文从手机短信诈骗的犯罪构成、完成形态及危害结果入手,对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和类型进行探讨。     

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行为的认定争议及解决

洗钱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其与上游犯罪行为既有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上游犯罪行为与洗钱行为的区分,应当重点考量以下几个方面：从侵犯的法益看,洗钱行为既侵犯了上游犯罪保护的法益,又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对于侵犯双重法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洗钱犯罪;从客观行为和主观犯意看,洗钱行为客观上具有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的故意;从处理原则看,宜将洗钱视为特别法条,将上游犯罪视为一般法条,运用特别优于一般的原则进行处理。     

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与澄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建构模式及对我国镜鉴

中国刑法学界一般在刑法总论探讨犯罪论体系建构问题,即定罪模式合目的性的考察与路径抉择。俄罗斯学界则通常在刑法分论探讨定罪问题,即所实施的具体社会危害行为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合致性(符合性)的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定罪机制)缺乏应有的认知,通常将德国“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移植于苏联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基于错误认知进行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谬之千里。应在厘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内含之定罪原理的基础上,摒弃无谓争论,合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论体系。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模式选择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在体系结构上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严重背离的现象。将独立的违法性判断引入犯罪构成体系,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彻底重构。在模式的选择上,引入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向“法治国”迈进的必然选择。     

大众文化与农民犯罪之联系

大众文化的普及与农民犯罪的发展表现出某种同步性,这是两者存在内在联系的深刻反映。大众文化本身的一些特征表明,其是诱发农民犯罪的重要因素。在大众文化环境下,农民犯罪总量将上升,性质将愈来愈严重;侵财犯罪和性犯罪将增多,且日益多样化;团伙犯罪将增多,且日益有组织化;流动犯罪将增多,且日益向城市发展。     

命案现场再现问题探析

命案现场泛指发现被害人的尸体或尸块的场所。它的再现主要是以尸体为中心,凭借技术手段“复原”或推断人身伤亡发生的过程。一般以法医学技术为主,其他技术为辅。根据尸体和现场勘查的结果,结合案情调查材料,通过科学严密的分析推理,再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可以为侦查提供方向、范围、途径。请看下面的案例:某日23时许,吴某(女,38岁,暗娼)被发现遇害。现场为三室二厅的单元房。大门是防盗门,无任何撬压痕迹。进门为客厅,东边是南北两个卧室,西侧有卫生间、厨房。吴某被杀死在北边卧室的床上,呈头北脚东南仰卧位,赤裸。损伤情况为:1.右腹…     

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以2019—2022年102例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态势愈发严重,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引入权威网站公开发布的2019—2022年102例网络性侵儿童犯罪典型案件,全面梳理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类型和特征,深入剖析犯罪脚本和罪因机理,积极探寻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治理之策。应完善相关立法,丰富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措施,提升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力度和效率,使犯罪人不敢犯;加强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被害预防意识和能力,完善多主体协同机制,使犯罪人不能犯;强化犯罪前的法治教育,优化犯罪后的矫正教育,使犯罪人不想再犯。     

试论犯罪动机的周期性

在系列案件发案的时间上,个体犯罪动机的发生呈现周期性的变化特点。犯罪动机的周期性变化表现了犯罪个体不良需要的满足、变化趋势,是犯罪心理发展起伏性的表现。犯罪动机的周期性是犯罪心理发展的共性特征,在不同犯罪个体身上,又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对犯罪动机周期性规律的进一步揭示,可以对犯罪心理的变化、犯罪行为的发生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在研究个体的系列犯罪时,有更多的参考指标。     

完善单位犯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单位犯罪立法还不成熟,影响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在立法模式、主体范围、处罚原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走私犯罪中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客观行为方式、主观“明知”等构成要件和罚金刑内容,与此同时,反洗钱的司法适用规则也随之改变。当前,走私犯罪及其衍生的洗钱行为的认定,存在罪数认定缺乏统一标准、洗钱犯罪起始时间节点及其上游犯罪认定过于复杂等困境。为破解这些困境,司法机关应从刑法规范的体系和整体解释出发来判断走私所得的接收和处置行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关系、下游行为与走私犯罪行为的关系,从而作出罪名认定和罪数评价。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时,不能要求其对某一具体上游犯罪的罪名具备明知。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应包括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一切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