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商事通则的制定

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本文从商法的历史演进及世界各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发展,系统阐述商法不能法典化的理由;进而提出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立法模式选择。     

独联体内部冒出新山头

今年5月22-23日,由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4国组建的"古阿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首脑会议,决定将"古阿姆"由非正式地区组织提升为国际性组织,并更名为"古阿姆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表明独联体内部新的山头形成,分裂趋势进一步加强.     

提升组织工作的“经济含量”

面对新的形势，组织工作只有突破传统的工作范围和思维模式，努力提升“经济含量”，才能适应时代要求，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需要，更好地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     

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责任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要以人为本,以防为主,果断处置,合理管理。管理应该分阶段进行:危机爆发前,培养危机意识,建立预警系统,加强政研合作;危机发生后,确保信息公开,动员社会力量;危机结束后,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危机后果,总结经验教训,启动政治问责。     

忧国何必怨商女

疾控中心尽管是个专门机构．但它是官办的，代表的是政府的意志。他们给“小姐”发套。其实和前段时间炒作过的税务部门让“小姐”上税一样．是变相地将我国法律明令禁上的卖淫嫖娼行为合法化。     

构建城市养老服务新体系

我国城市离退休职工养老的经济保障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已基本消失或十分弱化。但是,养老需求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保障的基础上,还需要大量的服务保障,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病弱护理等,家庭在这方面仍承担着主要责任。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这种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服务模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为了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建立符合我国城市特点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特点为基础,分析传统服务模式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探讨重建与开发养老服务新体系,以加深对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认识。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为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显得尤其重要。首先,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要完善评价主体结构;再次,要开发利用科学的评价技术与方法;最后,必须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活动。     

现场遗留的口罩作出DNA破案1例

1简要案情2002年7月30日零时30分许,宁海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住在城关的尤某,男,28岁,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指令后的刑警大队和城关派出所马上组织力量赶至现场对案件展开侦查。中心现场为二楼北面的房间,房间内全是血迹,尸体倒在房间的地板上,颈部有索沟和多处锐器伤。据现场勘验和走访调查,有翻动迹象,案件初步定性为抢劫杀人,搏斗的很厉害,分析认为一个人可以完成作案。技术人员在中心现场尤某的卧室内提取到3件物证:一个口罩、一段长38cm的电线、一把水果刀。经死者的哥哥辨认不是他家中所有,作案留下的可能性很大。现场提取的指…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