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

对社会公正这一概念的理解应为"给人以应得"。市场经济不必然带来社会公正;政府的公共性特征使得其在维护社会公正中责无旁贷。这种责任体现在树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理念;推进制度公正以及管理行为的公正。     

开放型政府及其意义

传统行政管理中官僚组织的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理性主义的形式使任何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封闭状态中,并且拒绝民主方法、民主思想的渗透,造成了一系列的政府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本文通过对开放型政府的研究,论述了开放型政府的特征及意义,为解决传统行政管理的弊端及建构新型政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思路。     

转型期我国诚信政府建构现状及对策分析

本文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信用体系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三部分,其中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而目前我国政府的信用状况却令人堪忧,这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其中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建设诚信政府,需要多管齐下,长抓不懈。     

政府在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地位--政治社会化定义的一个新角度

西方学者从个人政治学习、政治文化传承、政治教化及政治发展等角度对政治社会化进行了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现实;但是很多定义方法忽视了政府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忽视至少是淡化了政治社会化的能动性、目的性及其政治本质.本文正是从弥补上述缺陷的目的出发,从政府在政治社会化的地位角度对政治社会化进行全新界定.通过对西方学者对政治社会化定义的比较和分析,指出其合理及其局限性,进而得出政府主导作用下的政治社会化概念.     

论政府的政治社会化能力群

在任何一个形态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治人都是从“自然人”经过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和学习而形成的。这种认识和学习政治文化的过程即使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政府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政治社会化。在政府拥有的能力群中,值得关注的是政府的政治社会化能力群。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变迁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为此就必须通过政府体制来限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政府体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强政府体制改革,本文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尹锡悦政府对外政策调整与中韩经济合作前景

尹锡悦上台后重塑韩国对外政策,政策基调呈现对美“战略倾斜”态势,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基于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选择性地开展对华合作。受此影响,中韩高技术合作壁垒有所强化,两国供应链稳定受美国因素干扰的风险有所增加,经贸合作受美韩安全合作冲击的可能性提高。然而,受制于美国自身原因及韩国经贸结构,韩美深化合作具有明显的限度,且中韩具有相当规模的共同利益,深化经济合作基础依然牢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韩应深入挖掘东亚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有效控制美国因素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干扰,实现互利共赢。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政府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把它作为指导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绿色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绿色发展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全面系统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与国际绿色技术标准存在较大差距等。政府必须完善绿色发展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建立经济绿色治理机制促进经济绿色化,构建全面系统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绿色发展技术交流合作,打造我国绿色发展品牌,从而全面推进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