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全书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挈领开篇,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兜底压轴,其中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路线做了深入而精辟的阐述。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深刻内涵、实践要求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     

走向政社合作:评比表彰计划发起主体的行政学分析

当下中国一个重要的行政现象是存在针对地方政府的各类评比表彰活动。相比传统的目标责任制,评比表彰活动具有特定的优势。实践中,评比表彰计划的发起主体既有政府机构,也有企业和社会机构,三大主体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依靠政府机构或社会机构单独设计实施评比表彰计划均存在明显问题,而政府机构与社会机构合作则能达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功效,能够提升评比表彰计划的效率和效果,企业组织则不适合单独作为地方政府评比表彰活动的发起主体。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意义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对现实问题不断关注,与各种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书报检查令的批判以及在林木盗窃案和摩泽尔记者辩护中对贫困百姓物质利益问题的维护,揭露了封建贵族的专制性,使马克思不断对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产生怀疑,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殊个体的原理价值及其局限性——论泽柳政太郎的亚洲主义思想

一战以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在面对中国汹涌澎湃的反日浪潮时内心是极度失落的,以致于在此后开始对其思想理论展开重大调整。虽然其主流在于将国家改造运动与亚洲主义捆绑起来,但其中亦不乏别样的论调。而正是这些论调,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殊原理性。尤其是泽柳政太郎,曾脱逸出以往"东方vs西方"的思维范式而将亚洲主义定义为足以与欧美并存共生的跨国境、超民族理念,以便将其作为通往世界主义的桥梁与当时盛行的"国联构想"进行融合。然而从其理论中所包含的日本盟主论等色彩来看,泽柳亦终究无法克服历史的局限性、无法跨越出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未能将发展亚洲、世界大同作为目的,其本质仍停留在鼓吹日本利益优先的"亚洲门罗主义"层次而应予以批判。     

把政府带回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趋向

近年来,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过程容易造成政府角色的迷失,在委托-代理、竞争性购买、合同契约、第三方评估和短服务周期等方面存在隐患。而广东省的"双百计划"实践,开辟了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它介乎传统的单位制和当下的市场制之间,通过建立直接委托-代理关系、非竞争性购买、事本主义、政府主导评估、中长期服务周期等,有利于规避服务外包中的隐患,显示着动态发展的政社关系的新前景。实践证明,行政的进入并不一定会挤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的进入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和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从宗藩入嗣看道统与政统之争

广义讲儒家道统蕴含宗法内涵，宗子法是宗法制的核心。宗法规定宗子无后小宗过继为大宗之后。皇族中发生此类事件后导致皇帝尊崇大宗还是追尊生父母的两难困境。从情感上讲是遵循道义还是重视亲情；从道统与政统关系讲是遵从道统还是强调皇权。汉宣帝自觉追尊皇考，建立与汉昭帝的内在宗法关系；宋英宗追尊生父，但宗本仁宗；明世宗抛开宗法，追尊生父为皇考，升格小宗为大宗。这反映了以皇家族权与皇权为核心的权力斗争，从广义来说也是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博弈历史。     

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切实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实现协商民主的体系化、制度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真正落实,从而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向新阶段。     

自我革命与“四个意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学习体会

自我革命可以说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新关键词之一,这是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自我革命进行系统思考的结果。"四个意识"是另外一个新关键词,增强"四个意识"并见之于行动需要我们在工作中"突出政治,服务大局,围绕核心,自觉看齐"。"四个意识"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是近年来的新提法,是落脚点。     

责任重于泰山

正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是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