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赶考”术语的由来及演变

"赶考"本是中国科举制传统文化中一个通俗用语,1949年3月毛泽东把"进京执政"形象地比喻为"赶考","赶考"遂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一个概念,具有了独特的政治内涵及功能;1980年代末,"赶考"轶事重现,旨在强化人们的政治认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赶考"课题,将其政治意涵升华为"赶考"精神,强化其凝聚民族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动员作用。中国共产党借用耳熟能详的"赶考"一词表达执政理念,既承续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又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了其政治动员和政治认同功能。"赶考"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政治发展视阈下的政党动员:反思与重构

以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为出发点,考察了西方学者对政治动员的负面看法,批判了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错误之处,在此基础上,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视角分析了政治动员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它与政治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以及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理性的反思与辩证的考察,论证了中国的政治动员的利弊得失并探索了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建设中政治动员的重构路径问题。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重在创新

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企业在改革改制的进程中,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淡化、虚化的倾向,这不等于说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要了,而是说明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方式、机制等方面落后于新形势,说明创新企业党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模式研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社会流动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位制逐渐走向解体,城市社区应运而生。为了保持和加强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必须在单位制的基础上加强对社区的动员,在“利益兼顾”原则的前提下,实行精神动员,营造积极参与型的主流政治文化,遏制党内腐败。     

从社会经济角度分析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体制建设

从社会经济结构角度来讲,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面临的是低度整合的前现代化社会结构,这一结构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新中国政权建立初期主动把握这一社会结构所蕴含的政治趋向,实现了近代以来所有政治力量都无力可及的目标: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得以确立,新的政治运行机制诞生,基本达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的。但是这一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政治现象诸如机构的精简—膨胀循环,强化行政管理体制与实施政治动员的交叠、体制条块间的权力消长、“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反复等等,都成为今后中国更长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从社会经济角度着手分析其原因,可以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有一个整体把握。     

论东江纵队的政治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十分重视发挥政治动员的作用,通过组织动员、思想动员、新闻媒体、会议动员、利益动员等方法和途径,调动了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东江纵队的发展。     

罗元发与长征——伟大的转折

血洒湘江1934年9月,开始长征前,我们中央苏区红军各军团整整打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仗。原来红军根据地以江西、福建为中心,包括闽粤赣地区形成29个县的广大地区。如今却只剩下瑞金、长汀等几个县了,其余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游击区和敌占区。我们五师十五团从前线撤下来后,按上级指示向瑞金附近地区集结。到了那里我抓紧时间补充新兵,同时还补充了一些服装。不久便知道,红军要突围离开中央苏区了。因为行动仓促,部队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也可能是怕敌人发现我军的动向,所以我们只好不声不响地秘密离开了苏区。     

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分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本文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了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党的群众动员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互补作用.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组织中的位置.在手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党利用非正式组织来推动和促进集体行动,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     

苏区时期党成功开展政治动员的原因探析

苏区时期,党和政府的民众政治动员无疑是成功的.其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党和军队对政治动员工作认识到位;二是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三是创新政治动员内容和形式,提升政治动员的绩效.     

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动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历史转型期,为解除人们"左"倾思想的束缚,汇聚改变中国墨守成规、封闭半封闭状态的物质、组织、思想和社会舆论的合力,邓小平以纵横捭阖之势,利用各种场合,不断加大对改革开放的倡导力度,营造改革开放的有利外部环境,最终使这一正确方针为全国民众所理解、接受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