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文化创新提升发展软实力——关于绍兴文化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文化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课题.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积极推进文化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激发文化发展活力".绍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有悠久的文化创新传统.     

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村寨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发展态势,但这种变迁绝不仅仅是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变异或流失,它还包括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复兴、重组和再建构.现代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颠覆乡土传统的生存空间,民族村寨文化也不会自动终止或彻底放弃自身固有的文化调适与更新机制,一味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力量的消解和改造.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张力,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将引导其"小传统"逐步走向现代性.     

曹沛霖

个人简历曹沛霖,男,1933年6月生。江苏泰兴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合作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随系科合并到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继续就读。1954年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后来,虽然教研室几经变化,从教研室发展成马列主义政治教育系、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直到今日之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但曹沛霖先生始终在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这个领域内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1987年聘为教授。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立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点,同时曹沛霖教授也被批准为该点的博士生导师。1995年春,为了     

平衡性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贡献

刑法立法思维直接决定着刑法立法的质量与水平。《刑法修正案(九)》在得失中为我们贡献了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从"关系刑法论"那里获得概念界说与结构性把握,并可从刑法联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和辩证性思维那里作出考察和描述。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被《刑法修正案(九)》用作刑法立法内部关系与刑法立法外部关系问题处置的自我检视,而此自我检视也是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的自我证立与深化。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联系刑法立法的民主性思维、科学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审慎性思维予以再度深化。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最终决定于立法是社会关系的"平衡器",故其具有对其他刑法立法思维的统率性。     

反独促统的战略思考

2002年的春夏之交是个不寻常的时期。在美日反华势力支持下台独活动猖厥,台海形势严峻。如何打破僵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面临着战略抉择。 对美国说不 ——外交战略选择 台湾问题本属中国内政,目前台湾问题之所以复杂化,是因为美国在为台独势力打气撑腰,而布什政府比历届政府走得更远,公然违反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案评析

一、案件基本情况案号：（２００２）二中民初０３１１９号案由：著作权侵权纠纷立案日期：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结案日期：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日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①（一审判决已生效）诉讼参加人：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被告：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公司）被告：北京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移动公司）原告诉讼请求：１．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音乐作品《血染的风采》；２．判令被告公开向原告和原告会员苏越赔礼道歉；３．判令被告支付侵权赔偿金人民币１１３，１８２…     

法治与选择

<正> 法国学者 J.埃斯卡拉在考察中国的社会与法制之后曾经得出结论:东西方文Ⅰ化的对极性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美国哈佛法学院教授 R.昂格尔说,如果把法治的程度当作坐标轴,那么传统中国构成其负的极限值,近代西方构成其正的极限值,而其他各种文化社会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各得其所而已。日本的法制史学者滋贺秀三根据清代审判制度的实证资料指出,在判决的确定力、自我束缚性和审判权的相克等基本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原理是截然相反的。人们的日常经验也足以印证上述判断。例如,美国的电视节目中几乎每天都有再现冗长的法庭辩论场景的连续剧和单本剧;而在我国,从严肃的法律报刊到市井消遣读物,注意的焦点往往都是惩奸除恶、排难解纷之类的戏剧性情节和处罚结果,至于法律被怎样解释和适用的问题似乎无关痛痒。在美国,做生意都要请律师,合同书的条款不厌其详;而在我国,关系比一纸约定更重要。     

县域政治系统的政策制定:政府主导输入与公民政治参与--兼论丘北县的民族政策输入机制

县域政治系统是县域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的系统,在县域政治系统的政策议程中,政策输入具有政府主导输入的特征.政府主导输入强化了公共问题的政治系统的体认和意志,而忽视了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导致了县域公民政治参与的缺乏和不足,因此,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县域科学、民主决策的需要,而且也是县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从宗藩入嗣看道统与政统之争

广义讲儒家道统蕴含宗法内涵，宗子法是宗法制的核心。宗法规定宗子无后小宗过继为大宗之后。皇族中发生此类事件后导致皇帝尊崇大宗还是追尊生父母的两难困境。从情感上讲是遵循道义还是重视亲情；从道统与政统关系讲是遵从道统还是强调皇权。汉宣帝自觉追尊皇考，建立与汉昭帝的内在宗法关系；宋英宗追尊生父，但宗本仁宗；明世宗抛开宗法，追尊生父为皇考，升格小宗为大宗。这反映了以皇家族权与皇权为核心的权力斗争，从广义来说也是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博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