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研究——以民法典第153条为视角

金融合同的效力认定是当前司法的热点和难点,争议很大且矛盾凸显,随着金融监管的全面加强,司法实务中对如何适用民法典第153条存在较多疑惑,尤其对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明文规定,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或者监管政策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的事项,应当依据公序良俗原则依法认定违规行为的效力。以社会关注的虚拟货币为例,因其社会危害性,金融监管部门逐步强化监管,因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共秩序,应当以禁止性监管规章的发布时间为界,原则上此前签订的合同有效,此后的无效。裁判说理应结合规章条文,对照分析相关行为对公序良俗的破坏。     

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意思自治是民事活动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民法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但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必须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应正确划分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的边界,打通私法与公法连接的通道,通过对公序良俗的类型化研究来克服法条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才能让司法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论行政判决的反射效力及其强度——以合法性否定判决为侧重

行政判决的反射效力是一种客观的超越既判力范围的影响力,它内在地包括反射性确定力、反射性拘束力和构成要件效力等.就其法理而言,行政判决在本质上即司法之于行政的合法性判断,其反射效力即源自于这种“合法性判断”本身.在其现实意义上,正是其反射效力而非既判力,延展了行政判决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司法审查之于法治国家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程之价值.挖掘并正视这种价值,或对近期《行政诉讼法》修改有所裨益.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

社团决议行为并非法律行为,无法直接适用法律行为规则.物权法、公司法虽设有特别规则,但二者关于决议行为效力类型及瑕疵事由的规定均不周延且相互冲突,无法满足司法需求.非公司法人等的决议行为更面临法律规制漏洞.未来民法典总则亟需增设决议行为规则.规制决议行为的伦理基础并非程序正义,而系社团自治,应围绕社团自治建构规则.应区分决议成立认定与效力判断,经有召集权者召集会议作出多数决,方形成决议.已成立的决议需满足有决议权限、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要件,方具有法律效力.与之对应,无决议权限、程序瑕疵、表决瑕疵、内容违法、违反规约及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将导致决议效力待定、可撤销或无效.     

主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属性及其监管

从资金性质上看,主权投资基金来源于财政盈余或央行储备,分别对应国有资产管理和外汇管理两个法律范畴;从法律主体形式上看,主权投资基金可能构成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国有企业法人.现有的主权投资基金监管框架包括国内法和国际监管合作两个层面,其中母国的专门立法、主权投资基金作为主权豁免适用之例外以及东道国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国际监管合作缺乏实质效力,其完善尚需时日.     

国际商事仲裁中瑕疵仲裁协议效力析论

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但仲裁实务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或多或少仲裁协议存在瑕疵,本文拟通过解析瑕疵仲裁协议的效力,从而对瑕疵仲裁协议效力进行认定和补救,以期维护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丰富和完善我国的仲裁理论,与国际社会接轨.     

宪法对第三人效力探微

传统立宪主义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宪法对第三人没有效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部门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公民权利,势必引起权利救济体制的重新整合。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理论旨在用宪法解决公权力以外的私人主体之间的纠纷,激活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巨大作用,改变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仅仅是政治宣言和文件的现状建立起更加合理而全面的权利救济体制。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权

谁有权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仲裁庭基于管辖权/管辖权原则有权对仲裁协议有效性进行认定,而法院基于对仲裁必要的支持与监督也在一定时候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行使认定权。在对此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笔者指出了我国当前在仲裁协议效力认定方面存在的明显不足,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执法监测的制度定位与法治建构

作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执法监测为环境违法行为的甄别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后续监管措施的实施提供了证据支持,同时对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和法律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具有促进作用。然而,环境执法监测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为监测报告的证据效力问题。行政过程视角下的环境执法监测具备双重属性,既是环境监管执法阶段性过程,也是目标环境污染物技术监测过程。为回应合法性危机,我国环境执法监测制度应当从创设准据、适用条件、程序规范、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法治建构。     

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提升疫情防控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和人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形成了提升疫情防控效能的"战时模式"。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统筹既有优势和时代创新,凝聚党心军心民心、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着力夯垒战略定力、激发战略活力、展现战略实力。在这场国之大考、党之大考中,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坚持党对重大工作全面领导体制,强化战略设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落实理念创新;实施联防联控机制,发挥协同优势,全力交出疫情大考的满意答卷。疫情防控效能的全面提升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坚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