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法的公平价值

文章从税收法治的内涵入手，分析了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从法源角度对税法公平价值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并就税收功能的发展对税法公平价值内涵的影响作了有益地探讨，提出了实现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税收立法、执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解读“环境友好型社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党对保护环境、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把握.     

庄子“达生”之道境

《达生》是庄子对通达人生的思考和探索。庄子建构了“与道为一”的理想人生境界,指引人们通过对“道”的追求,达到人生的顺达和通畅。庄子认为,人生通达要遵循“无为”的自然之道,守住真朴这个生命的根,超越物役物累,保持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内外兼养,适而不过。庄子的思考和追求,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寓言形象予以诗意表达的。     

周天勇：解决社会分配公平问题要摆脱旧的思维定式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撰文指出，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首先要从“均贫富”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重视公平是对的，但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其次，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就会公平一些；而民营经济的成分多一些，     

中等师范学校大专生人际关系状况的调查

师范学校大专生人际关系现状与正常水平有非常明显的不同(χ2=16.13,P<0.005)。人际关系四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12.68**),待人接物维度与其它三个维度都有明显差异,其中与交谈维度和交际与交友有非常显著差异,与异性朋友交往维度有显著差异;异性朋友交往维度与交谈维度没有显著差异,与交际与交友维度却有非常显著差异;交谈方面维度与交际与交友维度有显著差异。     

九大举措力促吉林软环境建设

近几年，吉林省委、省政府对软环境整治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九大举措，促进了吉林省软环境建设。一、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加强明察暗访，及时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在省直机关开展专项检查，重点解决工作效率、服务意识和机关秩序方面问题30多个。省纪委监察厅领导两次带队清晨赴皓月黄牛交易市场暗访，     

难与易的辩证法

在世界上,做工作办事情,难耶,易耶?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何以难,何以易,难易之间关系如何,用几句话实在难以说清,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唐朝德宗时,税赋苛重,百姓流离,盗贼横行。翰林学士陆贽上疏皇帝,“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可挽局势;德宗以为然,故下诏书。陆贽又提出,不能“止于知过言善”,“知过非难,改过多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这里说明是言易而行难。南北朝时期的魏主,对相州刺史高闾的工作很赞赏,曾数次表彰他。到快退休之年,高闾请求调回本州任职。魏主依“富贵不归故乡”的古训,认为“有尘谦德”,给其“降号”;又为“劝善…     

全球学与绿色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剩余价值可供剥削,出现了阶级区别,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后,所有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学说,不管是讲得难听的或讲得好听的,实际上大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统治。被统治的大众受不了压迫剥削时,一批人起来闹革命,革旧命,立新命,改了朝,换了代。但成了新的统治者的那帮子人,还是要对被统治的大众进行压迫与剥削。他们无论是讲着难听的或好听的话,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历史老人有如驴子拉磨,走来走去,无非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兜圈子。直到19世纪开始以来,才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各种学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     

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及对中国立法的思考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安全立法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不仅负有保护生物安全的国际义务,而且也有为本国生物安全利益而进行生物安全管理的现实必要性。中国目前虽然制定了一些生物安全立法,但就整体而言,这些立法无法适应生物安全管理的需要。参考和借鉴国际和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建立与国际接轨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安全立法体系,对于保护中国的生物安全,维护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和主要渊源(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国际生物安全…     

两岸关系与台湾民意

两岸关系发展中．台湾民意的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民意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在统一之前，台湾民意中的合理要求应该获得大陆充分的谅解与尊重。但民意也是可以塑造的，近十余年来，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为了推行“台独”和自身的权力，不断地把台湾民意导向与大陆对抗的极端，并用“法理台独”冲撞大陆对台政策的红线，增加了两岸关系出现危机的风险，受损害的将是台湾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