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交流

从"百姓心声"看党刊"民生情结"党报党刊面孔过于严肃,鲜活性不足,是许多读者的评价。连续细读了《当代贵州》的"百姓心声"栏目文章后,颇有感触。栏目从老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     

财产申报应从用足现有制度资源开始

有关公务员财产申报的讨论,多集中在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这一层面.而成熟的时机牵涉到全民信用体系的构建,需要完备的反洗钱制度,更要考虑个人信息的保护等等.     

士官支委，请注意保守秘密

据笔者调查,党支部在处理敏感问题时,极个别士官支委不注意保守秘密,有"跑风漏气"的现象。一方面,士官支委由于成天与战士处在一起,交流的时间长、谈论的话题多,谈兴正浓之时,常无意之间将支部关于敏感问题的酝酿决策情况告知战士。另一方面,士官支委大多是班长骨干,有的班长骨干意识强,     

如何做好涉及社会稳定突发敏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涉及社会稳定突发敏感事件与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有一定的关联,有的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就是涉及社会稳定突发敏感事件,但三者内涵、外延有很大的区别,涉及社会稳定突发敏感事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一是事发突然,此类事件的发生,往往没有任何征兆。二是事件敏感,经常牵涉到行政执法、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社会热点问题。     

探讨传统性别文化与家庭暴力的关系——对陕西农村妇女一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探讨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不能局限在家庭暴力现象的表象上，应将研究的关注点扩大到传统性别文化上来，讨论传统社会性别文化与家庭暴力之间的关系，认识被传统性别文化建构的男女两性气质以及家庭暴力流行话语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厘清这一点，有助于人们保持对家庭暴力的敏感而不会成为“前暴力”的共谋者。     

“人肉搜索”的罪与罚

8月25日，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认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需要追究网络“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提出，“网上通缉”、“人肉搜索”泄露公民姓名、家庭住址、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同样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其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更为严重，因此建议将“人肉搜索”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     

警告贪官：别把隐私权当作保护伞

在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赋予了一些官员神秘色彩，致使长期以来公众的知情权在官员的隐私权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比如，官员的个人和家庭电话、简历、财产、婚姻状况、社会关系等几乎成了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对普通百姓来说，得到这样的信息简直是一种奢望。而官场潜规则也把官员隐私纳入一定“密级”加以保护，公开的报道中也很少有涉及官员个人信息的。即使是在换届选举时，也只是把官员的简历简略地对外公布，更多的详细情况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新《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筑牢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线

2022年2月15日,新《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2020年.4月13日公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同时废止。《办法》共计23条,现将主要内容做以下介绍。1.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审查《办法》第7条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学)证成——基于对区分保护论和支配权论的反思

《个人信息保护法》最终纳入“根据宪法”条款,表征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在底层逻辑上的更动。民法学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原理,难以适用于整个合宪性法秩序。应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宪法位阶的基本权利,并以基本权利作为针对国家的主观防御权和辐射一切法领域的客观价值秩序的原理,协调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机制和公法机制。通过对人权条款笼罩下的通信权和人格尊严条款的解释,可以在学理上证立“基本权利束”性质的个人信息权。但其具体保护则应分别归入不同基本权利条款,作出区分化、差异化的多层次构造。个人信息保护的支配权思维有其局限,告知同意模式的式微是重要表现。应将个人信息权的规范目标调整为人格的自由发展,指向免于他人的人格干预。从支配权到人格发展权的思维转换,有助于规制对已收集信息的不当利用、破除“信息茧房”、缓和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紧张,以及在“个人—平台—国家”的三方关系中有效保护个人的自决,同时为数据产业保留发展空间。     

数据竞争下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竞争法介入

司法实践表明,平台企业间的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威胁着消费者的隐私安全,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由于主体性缺位而没有提供有效的救济机制。相较于传统单一的私法或公法保护机制,竞争法的优势在于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能够掌握到消费者隐私权侵害事实,有助于降低消费者个人的维权成本以及监管机构的执法成本。但竞争法介入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理论争议和制度短板限制了其优势的发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将与竞争法保护形成有效衔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竞争法角度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立法补足介入隐私权保护的制度短板,健全竞争执法中的隐私权保护机制,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提升隐私权保护水平。